文化心理学研究表明，东方人和西方人存在着明显的心理差异。西方人倾向个体主义，偏于分析性思维，而东方人则表现出明显的集体主义特征和整体性思维倾向。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哲学思想、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等不同角度尝试对东西方文化的心理差异进行理论解释。其中，生存方式理论认为，生存方式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东方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而西方则以畜牧为获取生存资料的主要手段。农耕活动以集体性和定居为特点，形成了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和相倚型社会定向，进而表现出整体性思维方式的特征；畜牧业活动则以个人性和流动性为特点，形成了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和独立型社会定向，进而表现出分析性思维方式的特征。

　　托马斯·托尔汉姆（Thomas Talhelm）等人在2014年发表于《科学》的论文中提出了“水稻理论”，对上述用畜牧业和农业两种不同生存方式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东西方文化心理差异的主要生态基础不是农业与畜牧业之间的差异，而是水稻种植和小麦种植的区别。水稻和小麦的耕种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人群心理特征和社会结构才能顺利发展。与种植小麦相比，水稻种植有两大特点：一是劳动量大，需要的劳力约为种植小麦的2倍；二是需要建造较为复杂的灌溉系统。为应对一家一户劳力之不足，需要经常交换劳力以相互帮助，而灌溉系统的修建、利用和维护，需要更多密切、有效的人际协作才能完成。总之，相对于种植小麦，种植水稻需要更多的人际合作并避免冲突，因而形成了更为强烈的关系纽带，产生了更为明显的集体主义文化，由此造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一系列心理差异。

　　“水稻理论”扩展了生存方式理论的基本观点，不仅为理解全球不同文化的心理差异提供了一种新观点，也是考察我国国内不同地区文化心理差异的新思路。“水稻理论”自提出以来，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也引来一些研究者的质疑。目前，关于“水稻理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实证检验和理论进路两个方面。

　　“水稻理论”的实证检验和重复验证。托尔汉姆与其合作者对“水稻理论”进行了系列实证检验，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水稻理论”的基本假设。比如，与小麦区相比，水稻区的文化更倾向于集体主义，人们的思维方式更倾向于整体性思维，对亲密朋友更为忠诚或具有更为显明的裙带关系，离婚率更低。任何科学理论都需要严格的重复验证。因此，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对“水稻理论”进行系统检验是非常必要的工作。阮建青等人对托尔汉姆等人的实验数据进行了重复性检验，发现该研究存在着样本偏差、测量误差、模型设定错误等问题，采用不同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正后的分析结果不再支持“水稻理论”。梁素佩运用概念分类、概念表征、行为归因和信念偏差效应等多种认知作业考察中国水稻和小麦种植区大学生思维方式的差异模式，结果发现，小麦区和水稻区大学生在多种思维方式认知作业中没有表现出一致的差异模式；与小麦区大学生相比，水稻区大学生没有表现出更为显明的整体性思维倾向。彭扬霞采用心理量表、行为测验和内隐联想测验等多种方法比较了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人群的思维方式，结果表明，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水稻区与小麦区人群在思维方式上不存在差异。安婧等人运用眼动技术分析了不同种植区被试在场景知觉中的眼动指标，研究结果不支持“水稻理论”的假设，即水稻区被试在知觉时更多地关注背景。总括而言，“水稻理论”的实证支持证据主要来自托尔汉姆与其合作者的实证检验研究，已有的其他独立研究者的重复验证研究结果多不支持该理论。

　　在理论进路方面，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水稻理论”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特别是针对基于水稻和小麦种植两种不同生存方式推论出中国不同种植区人群思维方式存在差异的理论进路，提出了不同观点。汪凤炎认为，用“水稻理论”解释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缘由时存在两个矛盾：一是南宋之前的多数中国人虽长期生活在小麦区，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却主要是整体思维，几乎没有分析思维，且整体思维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炉火纯青；二是目前无足够的可靠证据证明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看起来更像西方，北方人擅长的同样是整体思维。这两个矛盾证明“水稻理论”解释不通。张积家等人则认为，“水稻理论”提出者对中国作物种植史和移民史不甚了解，忽略了中国南北方人的历史与文化变迁，这使得“水稻理论”在解释中国南北方文化差异时表现出明显不足。

　　综上所述，关于“水稻理论”的基本假设存在诸多争议，已有的实证检验结果相互矛盾，支持证据尚不充分。今后的研究需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是水稻和小麦种植区人群心理差异比较研究，目的是确定不同种植区是否存在可靠、系统的心理差异模式。为了对“水稻理论”进行更有效的系统性检验，可以考虑从几个方面改进研究设计：一是被试方面，抽取大学生以外的其他群体，如中小学生、农民等，以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二是在世界各地选择水稻与小麦种植区，收集种植区的各类相关数据，评估不同种植区的群体心理差异，并提供可能的理论解释；三是改进测试任务和测量方式，提高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四是基于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的概念框架，从思维方式、裙带关系、自我概念等方面对“水稻理论”进行系统性重复检验。

　　第二个层面是探究不同地区文化心理差异模式的解释问题。即使不同种植区人群间存在稳定、一致的心理差异模式，其形成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研究者从不同学科和理论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比如，马欣然等人运用“亲亲性”（loyalty/nepotism）的内隐文化任务对中国南北方的集体主义进行了比较，该研究的南北方与托尔汉姆等人的水稻和小麦区大致相当。结果表明，与北方人相比，南方人对待朋友更宽容、大方，表现出更高的集体主义。但他们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是历史上儒家文化中心不断南移的结果。陈（Kenneth S.Chan）等人基于遗传多样化（genetic diversity）的概念，认为中国南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南北区域，这与中国水稻与小麦种植区大部分地区重合）遗传多样性差异是南北文化心理差异的有效解释因素。龚为纲等人的研究认为，家族文化发展水平是解释中国不同地区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同地区间文化心理差异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后的研究应从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对地区间文化心理差异的各种可能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厘清不同影响因素的独特贡献及其可能的相互作用。

　　（本文获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水稻种植区与小麦种植区人群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15CSHJ02）资助）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