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由中国各民族统一构成，这种构成不是机械地拼凑，而是建立在各民族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且不断接触、融合、发展的历史之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和现实民族结构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概括，成为研究民族史、民族关系、民族—国家关系等问题的主流理论范式。

　　目前学界就如何增进群际了解、改善群体关系、建立群际友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其中，奥尔波特于1954年提出群际接触假说，认为群际接触是促进群际关系的有效策略之一。该理论的形成基于这样的假设：群际偏见源于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其持有不充分信息或错误信息，而接触情境为获得新的信息，澄清感知错误提供了机会。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假设，奥尔波特提出了群际接触假说：在最佳条件下进行群际接触会有效减少群际偏见。大量研究证明群际接触的确可以减少群际偏见，改善群体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对群际接触的对象、接触的类型、接触的条件及接触对内隐偏见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群际接触理论。群际接触理论以其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逐渐成为消除群际隔阂、促进群际和谐的主导理论之一。目前学界就群际接触能否降低偏见、改善对外群的态度已经达成了共识，认为积极群际接触的确能够带来偏见的降低和对外群态度的改善。比如，佩蒂格鲁在2006年对以往的群际接触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他的元分析涵盖了515个研究和超过25万个被试，结果表明群际接触可以降低偏见。

　　费孝通先生认为“一体”的概念不仅是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在一起”，更是通过不断的人的流动、物的流转和诸多文化特质的传递而形成的“一体”，这也是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多重维度和意义上产生的彼此互相融合和渗透并基于互惠而逐渐形成的“一体”。而群际接触是通过不同群体互相交流，来克服群际焦虑，从而改善群际关系并促进群际积极互动。可见，群际接触理论的效用与降低民族偏见、促进中华民族“一体”建设在内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

　　研究者还探讨了群际接触作用于降低群际焦虑、减少群际偏见，从而改善群际关系的机制：从认知取向的探寻逐步转向情绪取向，并进一步归纳为增进了解、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三大作用机制。在群际接触过程中，并非依靠单一机制产生作用，而是随着接触阶段的不断深入联合作用才能产生积极效果。首先，增进了解，主要是指对外群体信息的习得。可通过三种途径减少偏见：第一，随着对外群体了解的增加，个体能够从个性化和个体化的视角来审视外群体的成员并为建立起新的、非刻板印象的群际关系创造条件；第二，外群体信息获得的逐步增多，能够减少与外群体接触方式的不确定性，降低在群际交往中的不适感；第三，增加对外群体新信息的习得，减少对外群体的排斥。其次，缓解焦虑，这对于群际接触过程非常重要，不同的情绪可能导致不同的接触效果。焦虑是群际交往时所发生的一种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负向情感反应，能够导致一系列消极反应，如强化刻板印象、影响群际互信等。而当个体与外群体成员成功互动后，他们的群际焦虑就会显著降低，进而改善和促进群际关系。最后，产生共情。焦虑是群际接触中的负面情绪，而共情则是增加对外群体的正性情绪，正性情绪有利于群际接触的效果和作用。共情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消除群际偏见：一方面，共情可以增加个体对外群体的积极感受；另一方面，共情可以影响个体的行为动机，进而对外群体产生支持性行动。

　　群际接触理论认为，接触本身并不足以减少偏见和降低群际焦虑。从理论上讲，群际接触的条件而非群际接触本身在其中发挥了正向或负向作用，只有积极的接触才能促进群际关系的融洽。积极的接触需要满足四个最优条件：一是平等地位，表示群体在接触过程中保持平等；二是共同目标，表示树立特定目标，使得接触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后可以实现；三是群际合作，表示在完成共同目标过程中，接触双方需要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四是制度支持，表示通过一系列官方法律、道德规范、社会传统对群际接触予以保障。因此，在实际政策制定落实中，我们必须创设各民族平等交往交流交融的环境氛围并以此作为群际接触的前提条件；为各民族设立共同目标是群际接触的重要基础；在各民族完成特定目标过程中，强化互帮互助的群际合作是群际接触的必然要求；建立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政策是群际接触的有效支撑。

　　心理融合在“一体”建设中能够起到具体指导作用。一般地，群体间存在经济、社会、心理三种不同交往交融层面，它们依次递进增强。经济层面的互助是双方融合的物质基础；社会层面的交流交往是社会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了双方融合的广度；心理层面的融合则是精神上的需求，反映了双方交往的深度，只有心理层面的融合才能说明双方彼此关爱，和谐共处，这就需要从心理学的角度为“一体”建设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心理融合指个人或群体间相互接受、愿意和谐共处的心理准备状态。在群体情境下，心理融合程度的高低反映了群体关系的优劣，心理融合程度高，个体更愿意认同、接纳外群体，对外群体持更高评价，更愿意帮助对方，也愿意与之相处。群体心理融合实际上也是一种群际态度，包含关系认知、情感指向和行为意向三个方面的内容。但与以往群际态度研究所关注的偏见、刻板印象、歧视不同，群体心理融合研究采用积极视角看待群体间相互接纳、相互认可、和谐共处的关系。群体心理融合水平是衡量群际和谐的灵敏指标。王毅杰等人认为，人们越喜欢某一群体，就越愿意与之接触，即人们的态度可以通过人与事物间的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表现出来。因此，在操作层面，可用认知、评价、互动行为和情感体验中体现的心理距离远近来衡量群体心理融合水平的高低。

　　文化混搭是建设“一体”的方式。群际接触是促进群际态度形成的有效策略。根据群际接触理论，群体成员具有群体代表性，所以与典型外群体成员的接触会显著促进个体对该外群体成员形成积极态度，进而泛化到整个外群体。这样的态度泛化可能也存在于文化混搭接触中，因为文化符号同样具有群体代表性。文化混搭是一种可能的间接群际接触形式，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符号在同一时空呈现。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创新及文化间的交流交融愈加频繁，即使人们足不出户也能遨游于各种文化混搭现象中，如中西结合的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麦当劳里的米饭汉堡等。群际接触研究表明，仅仅间接地观察内/外群体成员接触便足以通过“将他人纳入自我”降低对该外群体的偏见。由于文化符号与群体成员都是群体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混搭也可能会改变人们对外群体的态度。在文化混搭情境中，观察者能够清醒地知觉到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状态建立于内/外群体文化之间，可能会将相应外文化群体纳入本群体文化中，并降低对内/外群体界限的感知，从而提升心理融合水平。观察文化混搭甚至可能比观察成员接触更容易促进群际态度改变。斯帕克曼等人的研究表明，接触外文化的具体实践如饮食、社会规则、音乐等对群际态度的改变程度（如降低偏见）大于接触群体成员。此外，文化混搭会提高个体的认知灵活性和复杂度，是促进积极群际态度形成的主要因素。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