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理论新维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全面创新人民性的概念理论，通过实践构建出生动具体的人民性内涵，将人民性和党性相统一，强调二者的一致性。

　　群众与人民：概念嬗变与实践主体的丰富

　　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方法和路径。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即实践。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实践这一武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取得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阶段的成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党的事业成功的三大法宝之首。

　　对群众和人民给出学术意义上的清晰界定和解释的，是当代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辞典》里说，群众“包括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劳动群众。它通常与‘人民’一词并用称人民群众。……主要指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不管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而“人民是指在历史上一定时期内起进步作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总和，其中包括正在进行革命和革新的剥削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从概念表述中可以看出，“群众”强调体力劳动的“草根性”，而“人民”则暗示“进步”的意义，包含的群体更多，包括了“正在进行革命和革新的剥削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即争取进步的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清晰界定和扩大群众所包含的群体。1921年7、8月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结合马克思阶级分析视角，指出群众所包括的受压迫群体：“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成为中国“群众”最基本的构成。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经过调查，认为左翼小资产阶级也是群众的一部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最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群众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群体，即“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界定一度与“劳动”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劳动的就是人民，不劳动的（大资本家）就不是，但“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是人民内部的一分子。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得到认可和重申，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人民的一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的涵盖面再次扩大，除了领导干部之外的所有人群都是人民。

　　群众和人民概念所包括具体人群的演变，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彰显出中国特色的实践精神。

　　群众：实践中从“教育”“反映”到“学习”“服务”的对象

　　党报群众性原则一般是指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反映群众的属性。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一原则的构建路径却有自己的轨迹，实践中有一个基本的线性轨迹，即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和心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的过程。

　　大革命和十年内战时期，“群众”主要作为“教育、鼓动、组织”的对象出现在党的工作文件中。1928年《中央党报的作用及同志对党报的义务》提出，党员要“帮助他的发行，使我们的影响达到群众中去”。1929年中共宣传工作决议中明确，“要注意对于群众直接要求的鼓动，并且要使鼓动与宣传联系起来……所以，党必须特别注意于随时抓住每个实际问题去鼓动群众，将这种鼓动口号联系到宣传口号上来，这样，群众才会有兴趣而接受拥护我们的政治口号”。该决议案还特别倡导尽可能地公开发行日报及其他地方性党报来加强对一般群众的宣传工作。

　　实际上，相比军事行动的成功与失败的显性特征，宣传效果的彰显相对隐形和滞后，因此宣传工作没有像军事行动那样迫切提出群众路线。由于根据地识字率低，实践中也没有注重依靠群众。教育鼓动和组织群众成为宣传工作的重心，也是符合当时革命实践要求的。

　　到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党报对群众的工作尚未提高到“群众性”的高度。当年4月1日改版宣言《致读者》中，提到了党报工作的四项原则问题，“第一，要贯彻坚强的党性”，“第三，要洋溢战斗性”，“第四，要增强组织性”；只有第二条讲群众工作时，是这样表述的，“第二，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虽然党报的群众工作和党报的群众性还不在一个高度，但群众从“教育的对象”变成“反映的对象”时，群众地位上升，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加成熟。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批评《解放日报》是一份不完全的党报，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 “改版以前，报纸同地方党和群众是没有什么组织关系”。《解放日报》改版前的版面安排是：一版是国际新闻，二版是远东新闻，三版是国内新闻，四版是边区新闻和副刊。显然这样的安排被视为党报脱离群众的表现，是一份“不完全党报”。《解放日报》改版成为“完全的党报”，在业务领域一方面增强党性，突出报道党的重要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就是大大加强群众方面的报道。仅1943年上半年，有600多名普通劳动者登上报纸，群众主体的新闻从改版前每天5条左右增加到10条左右。报道主体的群众化，成为党报群众性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党报党性的标志。另外“反映群众”还在党报的组织架构上得到夯实，遍布普通百姓中的通讯员制度被大大发扬并落实下来。1944年11月，边区的通讯员已经扩展到2000人左右，他们为报纸提供的地方消息占比超过一半。

　　1943年6月，中央层面曾较早地提出向群众学习的问题。时值党成立22年之际，任弼时撰写的《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明确提出，这“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群众作为党报学习的对象，从目前文献看，是从学习群众的语言和表达风格等具体业务开始的。解放战争开始后，为宣传土地改革，配合即将到来的新中国的新闻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博古、胡乔木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和论述，特别是彭真的《改造我们的党报》（1947年11月7日）、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等，都郑重强调党报应向群众“学习”，使群众是党报“学习的对象”的定位深深扎根于党报的群众路线中。

　　虽然有报道称“为人民服务”这个提法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但作为党的重要原则，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源于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演讲。同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工作者时说，“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再次强调为人民服务是党工作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这句话也被写入了党章。

　　1949年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全党工作的宗旨。实践维度的群众性和人民性的内涵就完全确立起来——从教育组织动员和反映群众，到向群众学习和为人民群众服务。这四个方面不是简单地按照时间线性发展的，其中时有交叉和重叠，互为目的和手段，但最终体现的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从群众性到人民性的嬗变

　　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论断，早期主要是国统区《新华日报》有所论述。1945年10月、12月，胡乔木在《新华日报》社论和对编辑部谈话中，多次强调报纸是共产党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报纸。“这样的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报上反映出来，这样来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

　　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在《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中，明确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问题：“《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至此，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作为一对党建理论的概念得以成形，并影响到后来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

　　此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一直出现在各种重要文献中。直至习近平“8·19”讲话重新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再次强调二者的统一并对各自的内涵作了定义，意义重大。

　　列宁发展了马恩关于无产阶级报刊的认知，完善了党报的党性原则，是党报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了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从另一个角度丰富完善了党报理论。人民性与党性一起，共同成为党报的政治属性。从历史发展中看，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更具实践价值，成为党报提升影响的重要路径，也使党性原则有了更立体而丰满的效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