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统一的实现策略
——对2016年以来五届中国新闻奖批评报道的分析
2021年05月20日 09: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5月20日第2169期 作者:王姗

  在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论,为主流媒体开展批评报道、实施舆论监督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中国新闻奖是中央批准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其作品体现了主流媒体新闻实践的主要成绩。本文考察2016年以来获得中国新闻奖的批评报道,分析主流媒体发挥舆论监督的建设性作用、传播正能量的实践策略。文中的批评报道是指以揭露问题和负面现象为主题的报道类作品,不含评论类作品。以此为标准,通过人工筛选,获得2016年以来五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批评报道样本共47篇。对47篇报道的分析发现,主流媒体批评报道通过构建积极的协同关系、探索问题解决的取向、营造希望的情感导向等实践策略,实现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统一。

  构建积极的协同关系

  批评报道实践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主流媒体与党政系统之间的积极协同关系。统计分析发现,批评报道所揭露的问题,与党和政府政策或者议程有密切关联的有30篇,占到63.8%,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扶贫攻坚、生态环保、科技教育领域等党和政府政策执行中的工作缺失和违规违法、干部作风等不良现象。批评报道“直面工作中的问题”,揭示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良现象,通过舆论力量,确保好的政策得到正确的执行,从而介入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发展。

  从分析报道的首要消息来源可看出,其中来自党政机关的有12篇,占比为25.5%,来自民众的有14篇,占比为29.8%,记者自身作为首要来源的有21篇,占比为 44.7%。首要的消息来源反映了报道的新闻线索出处。记者自身作为线索来源,说明在报道中记者独立、主动观察,积极作为,担负起舆论监督的责任。来自党政机关的线索占到25.5%,这一方面说明记者的舆论监督获得了党政机关的支持,另一方面,说明批评报道对政府工作议程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在批评报道中,记者要对负面现象进行揭露与批评,总是要依据一定的价值观与判断标准。这种批评观念不能只是记者个人主观的单方面设定,而必须依据一些社会共同接受的价值标准,这样才能确立批评报道的有效性。批评报道中对负面问题加以界定的话语资源,是对负面现象进行批评的主要依据。在获奖报道中,直接或间接地以党和政府的文件、政策、法规等话语资源作为主要批评依据的,达到37篇,占比达到78.7%。而以一般的公平、正义原则、社会道德以及专家意见作为主要批评依据或者没有给出批评依据的为10篇。运用党政文件等政府话语作为批评的话语资源,有力建构了批评与评判的权威性与有效性,提升了舆论监督的影响力。

  批评报道协同党政政策与工作议程,与党政系统取得了批评的共识,形成了积极协同关系。当前的批评报道中,媒体体现了相对独立性、专业性和公共性。从新闻线索来源看,来源于记者与民众的合计占比较高。从消息来源结构来看,在批评报道中除了党政系统之外,专家、当事人和普通民众都获得较为充分的表达机会,专家话语与民间话语参与负面问题的界定及其解决之道的讨论,体现了批评报道吸收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进行舆论监督,推动公共管理进步的公共性取向。

  探索问题解决的取向

  批评报道的正面价值,在于发现和报道问题,为探讨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思路和方案开辟新的可能性。

  统计发现,有38篇即超过80%的报道,都涉及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索。进一步分析发现,解决方案或者思路所指向的行动主体为党政系统的有35篇,占74.8%。作为政策颁布主体和工作执行主体的党政系统,成为报道中解决方案的主体,是合乎现实的选择。同时也表明,报道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精神,而成为协助党和政府推进工作的建设性力量。

  获奖批评报道显示了通过典型问题的揭示与解决方案的探索,推动解决类似社会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实现创新的扩散。“发现一件、阻止一批,曝光一个、教育一片”,让舆论监督发挥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的建设性效应。部分批评报道没有直接给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为利益相关者及其他各方对话与沟通提供了平台,让民众、专家、党政干部和相关涉事方积极参与问题的发现、定义与解决方案的探索。29篇报道采用了多样化的消息来源,占比61.7%。多样化的消息来源,让报道广泛吸收各方参与,拓展与各界合作空间,让社会各个群体凝聚共识,借助集体智慧推动问题的解决。记者同时承担了报道者、监督者与协调者、解困者的多层身份。

  营造希望的情感导向

  获奖批评报道虽然揭露的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社会丑恶现象,但是通过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在报道中唤醒积极情绪,传达充满希望的正向情感,达到正面报道的效果,从而维护和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充满希望的情感导向的基调,除了上述给出负面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还表现为三个方面。

  通过解释性叙事,对问题表现、性质及解决方案等进行正面的阐述与引导。通过提供相关历史背景、当前语境及数据等相关信息,让受众正确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与解决之道。解释性叙事容易吸引受众更为深入地认识社会问题和现象,激发其认识社会的热情,从而对社会抱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分析发现,在47篇报道中,有多达42篇即近90%的报道在不同程度上对所揭示问题的成因进行了解释。

  通过运用恢复性报道框架,探寻问题之中的可能机遇与问题解决之后重新获得的正能量,激发社会的积极情感。恢复性报道框架的核心不在于叙述问题、制造热点,而在于促进协作、解决问题、传递希望。统计表明,有45.4%的报道运用了类似的恢复性叙事框架。此类恢复性框架,可以化危机为转机,推动社会发展。

  批评报道不只是着眼于当下的问题,同时提供面向未来的视野。未来视野体现在探询解决问题的开放性方案,对未来的发展展现良好的预期,增加受众关注未来的可能性。研读发现,蕴含着对未来预期的批评报道达到40篇,占比为85.1%。面向未来的美好预期,为批评报道注入了与正面报道一致的积极、健康、向上的力量。

  (作者单位:防灾科技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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