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8年，中国民族心理学快速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对象几乎涵盖了我国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研究方法不再采用单一的测量法，用实验法考察民族心理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思路注重在将少数民族与汉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的心理特点与特有心理现象。展望未来，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旋律，关注民族共同心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观点发展了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的科学内涵，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新时代民族心理研究指明了方向。

　　民族共同体是在一定地域内形成的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民族综合体。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持有的积极情感与维护民族共同体团结统一的行为倾向的统一体。我国各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历史文化、宗教、习俗，却都符合容器隐喻。首先，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嬗变，中国各民族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理、历史与文化格局。我国各民族的分布特点为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现存各民族也是历史上不同民族融合的结果。如汉族在历史上融合了众多的少数民族，现代汉语也不是几千年前华夏语的孤立发展，而是融入了大量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甚至句法。少数民族语言亦深受汉语影响，部分民族（如回族、满族等）以汉语为通用语。其次，我国不同民族的根本利益一致。我国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的政策。党和政府关心少数民族的福祉，给予少数民族同胞以照顾。最后，我国各民族具有共同愿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中国梦是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梦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心理学应当关注影响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主客观因素。以往的民族心理研究往往更多地关注民族差异心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民族心理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民族共同心理，因为民族共同心理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心理条件。应多关注各民族心理的共同成分，多关注各民族的共同愿景与共同理想，多关注不同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中的融合成分及其心理影响，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

　　第二，致力于发掘“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一论述对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一民族都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不仅物质形态的文化是如此，精神形态的文化也是如此。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就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文化具有重要功能。一个社会的所有文化只是一组工具，其存在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环环相扣，不断变动以保持有效运作。马林诺夫斯基区分了三类需要：基本需要，包括新陈代谢、舒适和安全等；社会性衍生需要，包括经济、法律和教育体系等；整合需要，涉及精神需要，如巫术、宗教、艺术等。生存、繁衍等基本需要产生了基本文化回应，基本文化回应又设置了新的条件，诱发出衍生需要与新的文化回应，构成新的文化迫力，形成新的文化体系。“文化迫力”不同于人类的生物本能，它是一切文化绵续和社区生存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概言之，文化是源自人类需要的工具性实体，它可以通过大大超过直接适应环境的方式来满足人的需要。需要促使文化产生，文化反过来又满足人的需要。我们的研究还发现，文化塑造了人的能力和人格，文化产生的能力和人格又形成和发展了已有的文化体系。

　　每一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在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能够满足该民族的基本需要、社会性衍生需要与整合需要。在这些民族文化中，凝聚着该民族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所产生的民族智慧。这些民族智慧的总和就构成了“中国智慧”。因此，中国智慧是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智慧。这些智慧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认真总结和发掘这些“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第三，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重视跨界民族心理研究。“一带一路”覆盖了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和云南等主要民族省区和大部分民族聚居区，成为当前民族地区发展的又一重要机遇。

　　我国陆上邻国众多，分别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等14个国家接壤。在长达2.2万多公里的陆路边境线上分布着30多个跨界民族。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联系周边国家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促进“一带一路”发展中会发挥积极作用。民族心理学研究要关注这些跨界民族，关注他们的语言文字、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及认知特点，建构从民族认同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到国家认同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的社会心理路径，让跨界民族的优势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中充分释放。

　　第四，关注民族接触对民族认知和民族态度的影响。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良好发展关系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近年来出现的接触理论认为，民族冲突与民族接触之间存在负相关，即民族接触越多，冲突（偏见、歧视、敌意等）就越少；接触会削弱民族间的消极刻板印象，减少相互反感与不相容，通过改变民族认知和民族态度，使民族间更愿意通过平等交往来改善民族间关系。陈晓晨等人的研究发现，跨民族友谊与更积极的外民族态度相关联，“友谊效应”在少数民族学生中更明显，民族态度的情感维度比认知维度（刻板印象）更容易改变，跨民族友谊通过缓解群际焦虑对民族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我国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这为民族接触提供了天然优势。民族心理学应当关注民族间态度改变涉及的认知机制与情感机制，更好地解释和预测接触与冲突之间的关系，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消除民族隔阂，摒弃民族偏见，化解民族冲突，为新时期的民族关系发展提供新的方向，最终建立一个更为自由、和谐的社会。

　　第五，加强民族心理学理论体系建设。理论对具体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不言而喻。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还缺乏成熟的理论作为指导。时至今日，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仍然占统治地位。事实上，还有众多理论可供研究者借鉴，如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结构理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理论，萨丕尔和沃尔夫的语言关联性假设，社会建构理论，环境话语理论，具身认知理论，等等。在中国，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在描述中国人人际关系方面颇值得重视。理论构建不仅要形成宏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还应该构建关于民族心理的某些特定方面的微观理论解释。目前，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还处在比较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探讨形成某个民族心理的文化和社会因素的阶段。这些研究固然重要，但尚未形成中国民族心理学自身的理论脉络。民族心理学研究需要在民族心理的普适性和特殊性之间找到平衡，这就需要对现有的心理学理论进行民族视角的元分析，在具有普适性理论基础上，确立丰富的差异性，这样的学科才能达到完整性和独立性。

　　总之，加强民族心理学研究，有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有助于增进我国乃至世界上不同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有助于繁荣中国心理科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单位：国家民委民族语言文化心理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