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一位实验观察者在亲临某次实验后，做了如下描述：“我看到一位成熟稳重的商人进入了实验室，他面带微笑，充满自信。但在20分钟内，他就变得痛苦不堪，说话结结巴巴，很快就近乎一种神经崩溃的状态。……有时，他自言自语：‘噢，上帝！让我们停止吧！’然而，他还是服从主试的要求继续进行，直到完成所有电压等级（去电击学生）。”

　　这位观察者目睹了超过一半的成年男性在实验者命令下电击一名犯错误的“学生”，甚至在“学生”疼得叫唤、猛锤墙壁，嚷嚷着自己心脏快受不了时，也没有放弃服从实验者的命令，直到电压升至不能再升的450伏。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是工人、商人或专家和杂货店老板。这项实验便是著名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通过实验，在事实层面上证明了命令对人们作恶倾向有易化作用。服从倾向是如此强烈而根深蒂固，它抵消了道德、伦理甚至是同情，在它的指挥下，连最普通的人都可能去电击素不相识的人。因此，“一切都是服从命令”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托词，或许人们的认知会因它而发生某种变化，以致做出诸多违心之事。

　　对服从效应的再检验

　　《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最近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服从效应。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帕特里克·哈葛德（Patrick Haggard）及其同事一起设计了一套较米尔格拉姆更为“人道”的实验，并且采用了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试图从认知上揭开服从效应的面纱。

　　他们发现，命令之下人们的认知确实会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会产生一种“开脱”的感觉，也即自己施予的行为和其引起的结果会在心理上发生分离，就好像这“恶果”和自己毫无关系一般。

　　这项被学界称为“现代版服从实验”的研究，共招募了60名女性被试（为避免性别效应，故选择单一性别），所有被试均两两配对，面对面进行实验。在每轮实验中，都有一名决策者和另一名“受害者”，决策者可以根据实验要求自由地选择是否攻击“受害者”，而这两种角色由两名被试轮流扮演，如此可以让所有人确信，自己的攻击行为真的可以给对手造成伤害。

　　此外，实验还为决策者提供了两种攻击模式：一种是“掠夺”，两名被试都有初始资金20英镑，如果决策者选择攻击则可以从“受害者”那里夺走5便士；另一种是“电击”，如果决策者选择向对手施予令人疼痛的电击，则能获得5便士的额外收入，如果放弃电击，则没有收入。

　　在实验过程中，还有一位研究者在场，她可能会要求决策者做出特定选择。在一半的情境下，研究者会向决策者下达命令，比如“你现在必须拿走她的钱”、“下一轮不要选择电击”等；而在另一半情境下，研究者则将注意力远离决策者，任由她们自由选择。

　　涉入感：服从效应可能的认知基础

　　当决策者因命令而做出了违心的选择后，其认知有何变化？

　　研究者关注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涉入感（sense of agency），即人们对是否控制自身行为的无意识感受。涉入感越低，当前行为结果就越会被感知为与己无关。结果发现，当选择是因服从研究者的命令而做出时，决策者会有更低的涉入感，也就是说此时“行为—结果”之间的心理距离被拉大了，她们会错误地低估自己施予的行为与其结果之间的关联。这种影响发生在认知（心理）层面上，人们在意识中难以觉察。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在“掠夺”还是“电击”模式中，这种效应都同样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每名被试在操作前还进行了大五人格（big five）测试和共情（empathy）测验，结果发现命令对涉入感的削弱作用并不受人格、共情的影响。换句话说，无论是心理变态、正常人，还是充满同情心的人，在服从命令面前都同样能体会到“开脱”感。

　　在另一个独立实验中，哈葛德等人又招募了22名女性，让她们佩戴脑电仪重复上述实验。结果显示，当决策者因服从命令而做出选择时，她们头皮上会出现更低的N1波（一种负波）。哈葛德认为，这种低负波反映了决策者的大脑此时没在处理相应的行为结果。此前，研究者就发现行为的自由程度与头皮上负波波幅成正相关，这项实验的结果支持了这一认识。

　　服从命令未必无罪

　　从这项研究上看，“一切都是服从命令”可能不完全是一种托词，命令会降低涉入感，让人们觉得自己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因此才让他们拒绝为这些结果“买单”。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项研究还宣示着在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并不能发挥多少作用。伴随着涉入感降低的是愧疚和责任的丧失，各种杀人越货会被视为例行公事。反观当今世界，IS、塔利班等组织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仍不乏信徒为其鞍前马后，充当刽子手，其原因可能在于胁迫分离了这些年轻人的“罪行”和“恶果”之间的联系，让他们体会不到罪恶感，因此才误入歧途。

　　虽然“服从命令”引起的认知变化（涉入感降低）会很轻易地就让人们做坏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服从者们可以将责任完全推给“命令”。哈葛德教授的这项研究并不是证明，我们在命令面前束手无策，而是想告诉我们服从行为与心理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为此哈葛德教授也给出建议，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法律与认知神经科学之间的联系，如此才能对人性制定与之契合的约束机制。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