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自我在构成要素与结构关系上具有文化的独特性。即中国人的自我结构中包含对个体的自我认知、对重要他人的认知，以及对所属集体的认同三个要素。

　　自我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不断探索的主题之一。古往今来，无数科学家和文人墨客着迷于这一主题，并且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或拍案惊奇的科学发现，或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或精彩绝伦的哲学命题。

　　在绝大多数心理学家的眼中，自我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动态结构。1890年，James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自我包括主我与客我两个部分，并进一步作出了物质自我、社会自我与精神自我的划分。James自我理论的提出，就像对“自我”点了一把火，让“自我”的心理学研究蓬勃开展起来。

　　自我可分为个体、关系和集体三个层面

　　自James提出自我结构理论以来，许多研究者对自我结构这一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有研究者认为，除了按照James的这种分类方式之外，还可以从内在和外在这个角度来对自我的结构进行解析，主张自我可以分为私我和公我。Triandis考虑到文化对自我的影响，认为自我由私我、公我和集体自我三部分组成，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对自我不同方面信息取样的概率：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更多提取集体自我的内容，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下则更多提取私我的内容。Markus 和 Kitayama进一步认为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具有典型性的独立型自我建构；在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中则具有典型性的依存型自我建构。Brewer等人进一步发展了Markus和 Kitayama的观点，认为每个个体的自我建构都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从自身独特性定义自我、从自己与亲密他人的关系中定义自我、从自己和所从属团体的关系中定义自我。他们将这三种建构倾向分别命名为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已有研究及其理论在切入点、关注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变量操作等多个方面各有不同，但其理论建构的核心思想往往反映着西方个体主义或“个人取向”的文化价值观——基于“保护”和“扩张”自我与周围环境的各种关系中的位置来界定“自我”，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差异。

　　与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相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强调克己利人、修身养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充分表达了中国人将天下（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将个人的名誉与天下、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相连的“大我”价值观。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在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self 一词除了包含个体自己以外，还包含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父母、朋友，这与西方人的自我（仅表示个体自身）完全不同。Markus和Kitayama指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人们往往有着不同的自我结构，由此涉及自我的所有加工过程也都将存在不同形式。而一旦个体的自我信息加工不同，其相应的神经机制亦不同，这反映出文化具有塑造个体大脑的结构和功能。Brewer等人在对传统集体主义进行解构后，进一步将自我分为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其中，个体自我是与他人相区别的个性化自我概念，关系自我则来源于与重要他人的联系及角色关系，集体自我则与社会认同的概念相一致，体现为个体的集体（或族群）身份认同。

　　我国当代心理学家黄希庭也在反思自我评价的研究中指出：我国传统文化看重社会和谐、人际共存，个人决不能离开他人而生活；强调人际共享和人际情感，个人承担社会角色义务。西方文化则看重社会交换，以个人幸福为中心，通过人际竞争实现自我目标。因此，要研究中国人的自我不能仅仅从自我本身出发，更要关注与自我关系密切的重要他人、家庭乃至民族、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对“自我”的理解实质上隐含着“差序格局”的存在。齐力在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提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与家族主义的三角关系的概念格局，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家族主义社会，既不同于强调对次级团体认同的集体主义，也不同于较具普遍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

　　中国人的自我具有文化独特性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人的自我在构成要素与结构关系上具有文化的独特性，即中国人的自我结构中包含对个体的自我认知、对重要他人（父母、朋友、老师等）的认知，以及对所属集体（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三个要素，构成了中国人“我—家—国（天下）”一体化的自我观。其中，“我”认知即个体自我认知，“家”认知是指以重要他人为轴心的关系自我，“国”认知则表现为以族群和国家认同为核心的群体自我，三者以与我关系远近的差序格局排列，体现了“差序”观念。这种自我观是以个体的自我认知为核心，包含重要他人的关系自我和所属群体的集体自我而构成的一个一体同源式的心理结构。

　　我们通过有关自我关联效应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检测发现，中国人的自我确实具有其独特之处：在信息加工的早期便开始对集体自我（“国”）分外关注，出现了集体自我的加工优势，这种优势甚至超越了对于个体自我的加工；在加工中期，“家”、“我”和“国”之间没有加工优势的区别；直到加工后期，个体自我的加工才反超关系自我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加工条件，并出现了认知资源分配偏向。这说明，中国人的“我—家—国（天下）”三重自我中并非某种自我一直占据加工优势，而是在加工过程中表现出不同自我分别占优势的情况，而具体哪种自我占主导取决于具体的加工阶段：在加工的早期阶段集体自我占优势，晚期阶段个体自我占优势。此外，我们还发现中国人的三重自我在自我相关脑区上没有显著的激活差异，这说明三重自我是彼此联系而并非彼此孤立存在的。

　　（本文系全国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与人际认知的特征：心理学与脑科学的整合研究”（12AZD1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