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发展本土心理学的目的，是要依照文化心理学“一种心智，多种心态”的原则，建构既能反映人类共同心智（由自然因素所决定），又能说明特定文化中人们心态（由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含摄文化的理论”。

　　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投身于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不久即发现，本土心理学要有真正的发展，必须解决西方心理学的根本难题：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化。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设立第一个心理学研究室，开始用科学方法研究基本认知功能，而成为“科学心理学之父”。他很清楚地了解到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所以将其研究成果冠以《生理心理学原理》之名出版，另以历史学的方法研究文化议题，出版了二十卷的《民族心理学》。在科学心理学创立后不久，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为了区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而将心理学分为两种：一种是科学心理学，即探讨因果关系的自然科学；另一种是意图心理学，即以探讨人类意志作为主要内容的“灵性心理学”。

　　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本土心理学的目的，是要依照文化心理学“一种心智，多种心态”的原则，建构既能反映人类共同心智（由自然因素所决定），又能说明特定文化中人们心态（由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含摄文化的理论”（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克服现代心理学之父冯特未能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化的难题，并整合维果斯基所主张的“意图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准此以观，本土心理学的知识论目标，就是要解决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如何整合的大难题。

　　本土化运动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兴起，说明西方典范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已经遭遇许多异例，正在等待一场科学革命。然而，从库恩的科学哲学来看，倘若非西方的本土心理学者无法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来取代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理论，或与之竞争的话，这样一场科学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西方现代的学术，都是建立在其哲学基础之上的。为了说明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笔者以十余年的功夫，撰成《社会科学的理路》，介绍20世纪17位最重要的哲学家对于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主张。这本书前半部分讨论“自然科学的哲学”，后半部分则论述“社会科学的哲学”。第十九章“建构实在论”及第二十章“批判实在论”，都是为了整合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而发展出来的科学哲学。最后一章则说明如何用多重哲学的研究取向，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

　　从1997年暑假起，笔者开始参与“亚洲社会心理学会”的工作，并在2003—2005年间担任会长，其间深刻体会到：对西方科学哲学缺乏相应理解，以致造成学术研究水平的低落，并非中国独有，而是非西方国家共有的问题。因此，笔者决定以自己的研究为例，来说明非西方国家突破这种困境的途径。

　　从2000年元月起，笔者开始担任“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追求卓越计划”主持人，其间一面思考与心理学本土化有关的各项问题，一面撰写论文，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该项计划于2008年初结束之后，笔者又整合相关研究成果，撰成《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一书。

　　这本书以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为基础，强调本土心理学的知识论目标，旨在建立由一系列理论所构成的科学微世界，既能代表人类共有的心智，又能反映文化特有的心态。基于这样的前提，申请者先说明建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的理念，并以之作为基础，分析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再对以往有关华人道德思维的研究做后设理论分析，然后从伦理学的观点，判定儒家伦理的属性，接着以“关系主义”的预设为前提，建构出一系列微型理论，说明儒家社会中的社会交换、脸面概念、成就动机、组织行为、冲突策略，并用以整合相关的实证研究。

　　“文化系统”与“泛文化向度”两种取向的对决

　　《儒家关系主义》出版之后，2012年6月1—2日，我们邀请了十位文化及心理学者，以“建构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理论”为主题，请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十篇精彩的论文。

　　Michael Bond是以“中国人的心理学”闻名于世的心理学家。2010年，他出版了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一书。这是他针对这一主题所编的第三本书。这本手册包含41章，动员了83位中外学者，涵盖领域包罗万象，几乎把过去数十年内有关中国人所做的心理学研究都网罗在内。

　　任教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华裔学者Lee于2011年深入回顾这本书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本书没有清楚的结构，除非仔细阅读整本书的目录，否则读者很难看出这本书包含有哪些内容，并辨认出针对某一特定议题的章节。”不仅如此，“整本书大多缺少理论，这些议题取向的章节，对华人的经验研究发现作了相当详尽的回顾与报告，但却只有极少数的几章提到了华人心理学的本土理论”。尽管他们公开宣称要推动本土研究，但其水平却大都停留在支持或不支持西方的发现，而无法掌握现实世界中更为精致的复杂性。

　　在研讨会之前，我们特地把Lee对Bond的批评以及这次研讨会的缘起寄给论文撰写者，并邀请Bond在开幕式上致辞回顾其学术生涯并作主题演讲，说明他如何研究中国人的心理学。Bond承认，他所编的几本书所收录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采取“泛文化向度”的研究取向。他认为，在建立人际行为的模式时，“我们必须发展工具，来测量跨越许多文化群体而在量度上有相等的心理构念”，并举出一系列著名的心理构念之例，包括价值的向度或范畴、自我构念的类型、关于世界的社会信念、追求“突出”的动机以及刻板印象的向度等。

　　Bond指出，这种建构包含主流之外的文化来源，是“非怪异”的产品。它们源自于本土，但却可作泛文化的使用。诸如此类的泛文化向度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含摄文化的心理学”。但是，这种研究取向并未将任何文化视为一种“文化系统”。因此，这次研讨会几乎变成“文化系统”和“泛文化向度”两种研究取向的对决。Sundararajan主张用文化系统取向或复杂模式来取代泛文化向度取向。她指出，诸如“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或“独立我/相依我”之类二元对立的概念，反映出心理学长久以来“东方主义”的阴影，“以某种向度测得的差异，在当地人们心理上可能毫无差异”。

　　Bond也认识到主流国家之外的心理学发展对于扩展西方心理学学科领域的重要性。他在这本手册的结论一章中曾引用Arnett于2008年所说的一段话：“本土理论的角色是要扩大我们以科学之最佳实践描述并解释人类情境时所用的建构和理论。其最终功能则是要解释如何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群体能扩大我们的概念领域，并将心理学建立在人类整体的实在之上，而不只是西方，或通常只是美国的版本。”他也觉得套用西方研究典范的做法并不妥当。

　　建立自主学术传统

　　心理学的发展经历过三次大的典范移转：行为主义以实证主义强调的实证研究作为基础；认知心理学以后实证主义的先验理念论作为基础；本土心理学则必须以批判实在论和多重哲学典范作为基础，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与建立在“个体主义”预设之上的西方心理学理论并驾齐驱。

　　任何一个学术运动，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基础，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这个学术运动便已迈向成熟阶段，而逐渐脱离其“运动”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强而有力的哲学来取代它。

　　华人心理学本土化运动迈向成熟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总结其成功经验，继续开展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其最终目标则是以中国文化作为基底，吸纳西方近代文明的精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摆脱西方学术的宰制，建立自主学术传统。

　　（作者单位：台湾大学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