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最后通牒”博弈行为是指两个人共有一笔钱，其中一方是提议者，只有一次机会提出分配方案，另外一方是回应者，决定接受或拒绝。研究表明，提议者通常会提出相对公平的分配方案，回应者也会拒绝明显不公平的分配方案。

“最后通牒”博弈行为是指两个人共有一笔钱，其中一方是提议者，只有一次机会提出分配方案，另外一方是回应者，决定接受或拒绝。研究表明，提议者通常会提出相对公平的分配方案，回应者也会拒绝明显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例如，Guth发现，超过25%的提议者会提出50∶50的均分方案，部分提议者给对方的份额介于总额的30%—40%之间，低于10%的出价则非常罕见。Hoffman等人发现，50%的回应者会拒绝70∶30的分配方案，以惩罚不公平的提议者。

“最后通牒”博弈行为有相应理论解释

Hamilton提出的互惠利他理论认为，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优势，互惠行为能够提高行动者和接受者的适应度。Handgraaf等人认为，提议者提出相对公平的方案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非出于公平的考虑。提议者的真实动机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担心所提方案被拒绝，不得不提出相对公平的或认为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所以，即使在相对公平的方案中，也是自己获得的份额较大。该理论依据三个公认的事实：人们愿意放弃自身利益帮助那些友善的人；人们愿意放弃自身利益报复那些恶意的人；人们帮助或报复他人的行为依情境而定。

社会性偏好理论认为，人不仅关心自身的物质收益，也关心他人的利益以及非物质的利益。陈叶烽认为，社会偏好可以分为利他偏好、互惠偏好和差异厌恶偏好（公平偏好）。利他偏好是一种无条件的社会偏好；互惠偏好和差异厌恶偏好是有条件的：根据基于动机的互惠偏好，人尽管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却会以善报善，以恶惩恶；根据基于结果的差异厌恶偏好，人在处于劣势或优势的不平等时会存在效用损失，且处于劣势不平等时的效用损失要大于处于优势不平等时的损失。所以，提出者会提出相对公平的方案，接受者亦会拒绝明显不公平的方案。

社会效用模型认为，回应者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是因为回应者不仅要考虑绝对收益，而且要考虑相对收益。他将自己的收益与提议者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觉得公平，就会接受方案，否则便会拒绝方案，即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权衡决定了回应者的行为。Yamagishi等人指出，回应者做出拒绝行为，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自我统一性，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情绪理论认为，情绪对回应者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愤怒增加了其对不公平出价的拒绝频率，即使与分配无关的伴随情绪也会影响回应者的行为。Harle和Sanfey在实验前让回应者观看能诱发悲伤或快乐的录像，发现高强度的悲伤引起更高的拒绝率，快乐对拒绝率则没有影响。Srivastava等人认为，愤怒情绪是对“最后通牒”博弈中产生拒绝行为的最好解释。回应者将小要约的分配方案评估为不公平，自尊心受到伤害，从而产生对分配者的愤怒，进而对该小要约进行敌意拒绝。

“最后通牒”博弈行为受文化等因素影响

人的社会行为太过复杂，解释“最后通牒”博弈行为，还应更多关注人格、年龄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一是性别。Andreoni和Vesterlund在“最后通牒”研究中发现，虽然男性与女性给予的要约金额没有差异，但是男性与女性具有不同的“利他主义需求曲线”。男性对损失更敏感，在利他主义倾向上分布得比较极端（完全利他或完全利己），而女性则更愿意平均分配。

二是币值的大小。Munierand和Zaharia发现，随着币值的增加，人们的分配率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拒绝率却随着币值的增加而减少。

三是年龄。Murnighan和Saxon发现，在5岁之前，儿童主要表现出自私的倾向；从5岁到7岁，儿童会用一种严格的等量方式来防止发生冲突；7岁之后，他们开始学着以公平的方式思考问题。年龄小的孩子的行为比成人的行为更加符合博弈理论的推断结果。一些研究发现，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分配给对方的金额呈上升趋势，即公平与分享行为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四是语境。人对事物的描述会影响选择行为，不同描述对“最后通牒”博弈行为亦有影响。把“最后通牒”博弈改称为“买者和卖者的交易行为”，会导致人的自私程度上升，而改称为“对共享资源的索取行为”时，参与者会变得慷慨。对于获利陈述“有一种药，如果使用它，30%的人有活下来的希望”，与损失陈述“有一种药，如果使用它，70%的人可能会死亡”，由于同等数额的获得或损失对人的心理影响不同，强调事物的积极或消极、成功或失败等不同方面会使得个体的最终决策有所不同，从而产生框架效应。

五是文化差异。Henrichetal等人研究发现，人们的分配行为和拒绝行为呈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针对提议者提出的低于30%的分配额，尽管大多数数据显示出较高的拒绝率，但也有少数地区的拒绝率为0。Chiu等人研究文化启动效应对身处两种文化环境中的个体的影响，发现文化图式能够激活知识体系，同是处在中、美两种不同文化下的群体，如在美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在中国求学的美国留学生，在中国文化被激活时，被试在囚徒困境中更多地表现出合作；在美国文化被激活时，被试更多地表现出竞争。但无论是在美国文化启动时还是在中国文化启动时，被试对陌生人都表现出低水平的合作。

 “最后通牒”博弈行为研究对民族、文化心理学有重要启示

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纷繁复杂，在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方面也千差万别，进而在博弈行为方面也会有不同的特点。揭示不同民族“最后通牒”博弈行为的特点，既可以丰富博弈行为研究，发现影响博弈行为的文化因素，也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在这种意义上，“最后通牒”博弈行为研究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民族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研究不仅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群的行为差异，也揭示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域的人们的行为差异。我国幅员辽阔，占人口90%以上的汉族分布在全国各地，由于生态环境不同，语言、风俗和心理特点亦有明显差异。张海钟等人对甘肃省河西、河东汉族城乡居民以及蒙拢、湘拢的跨省域居民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区域文化同一性和差异性以及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教育水平、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差异是影响区域居民心理健康、性格特质、社会态度、刻板印象等心理机能的重要变量。这些变量也会影响不同地域人们的博弈行为。因此，在我国，民族、文化和地域差异为博弈行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自然实验场所和丰富的环境变量。

（作者单位：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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