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良先生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民族语言学领域留下了丰厚而宝贵的学术遗产，在民俗学领域亦成就斐然，曾历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这得益于他“采得民风解彝经”的一套田野采风方法。回顾马先生从求学到治学、再到成为民族语文界泰斗的经历，可清晰地看到老一辈学人一脉相承地深入民间、扎根田野的工作方法。

　　据马学良先生回忆，1934年初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时，他最喜欢听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课程，因为“第一次把民间文学引进大学的课堂，吸引了拉洋车的平民百姓也来听讲”，这为他后期养成深入各族群众采风问俗的治学方法打下了思想基础。

　　“七七事变”后，在徒步迁校至昆明的3000余里“小长征”中，马学良担任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的助手，闻一多先生在民间文学、神话学方面的真知灼见使他意识到，研究《诗经》《楚辞》都离不开对民俗风情的了解，各地方言里蕴藏着古书中的“先代绝言、异国殊语”。许多现代语言中已消失的古老语言现象，都保存在口头文学或民俗民风中；尤其是大多无文字的民族语言研究，无法完全依靠语言资料来解决，必须求诸民间文学、民俗学乃至历史考古资料的验证。“湘黔滇旅行团”一路采风的经验，令马学良对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等有了初步认识，也使他坚定了走出书斋与故纸堆、面向广袤大地采集第一手资料的信念。自此，他作为一名汉族学者与少数民族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9年被北大录取为音韵训诂专业研究生后，马学良先后受到早期中国语言学界“三巨头”之二——主攻汉语音韵学的罗常培先生和主攻人类语言学的李方桂先生的指导，在“中西合璧”的学术训练下，马学良将深入民间记音问俗内化为科研基本功。1940年随李方桂赴云南路南县调查，马学良系统地学习了导师在美国进行印第安人语言调查的思路方法，也坚定了他走上彝语研究道路的决心。在这次实地考察中，马学良一边采风一边阅读了《金枝》等人类学名著，深入思考了彝语语音、词汇、语法与民歌民谣、古语谚语、民风民俗、宗教仪轨、神话传说的关系，之后不仅完成了毕业论文《撒尼倮语语法》（195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还发表了《倮文祭经的种类述要》《从彝族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宣威倮族白夷的丧葬制度》等多篇民俗研究方面的论文。

　　1941年毕业后，马学良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组工作，当年9月便前往云南武定、禄劝开展考察。此行中他在茂莲乡土司家发现了普通彝人都难识得的“天书”——老彝文经书，经书涉及祭经、占卜、天象历法、谱牒、历史、伦理、神话、诗文、译述等十几类内容，为破解其中奥秘，马学良遍访“呗耄”（主持祭仪的巫师）拜师讨教。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得一识字通经之师，比东海求仙还难。”在日复一日孜孜不倦的走村串户中，马学良将彝文经典与当地风俗习惯、历史宗教和社会情况结合起来分析，还接触到了许多外人难得一见的礼俗仪式，《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男女青年的夜会》《从彝族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宣威倮族白夷的丧葬制度》《西南寻甸黑夷作祭礼俗记》《倮文祭经的种类述要》等论文都是他这一时期研究彝文的“副产品”。正因为将彝经记载与彝族日常生活习惯、心理状态等相互印证，马学良对彝文经义的理解深邃到位。翻译《倮文作斋经译注》和《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时，他不仅能加上数倍于译文字数的注解，还在每篇经文之前都绘制出了祭祀仪式的现场画面。

　　“释古今之异言”与“通方俗之殊语”相辅相成，贯穿于马学良从求学到施教的科研生涯。在北大东语系短暂任教后，他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之邀，于1951年调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任语文系副主任，开始了一边建系、一边编教材，一手抓招生、一手抓培养师资的奠基性工作。在近半个世纪的民院教学生涯中，马学良一次次带队师生前往条件艰苦的民族地区采集语言资料和风土人情，为大学生制定了定期深入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实习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健全跨学科综合研究机制。可以说，马学良先生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以启山林”的奠基功业，饱含着民族地区田野采风中“筚路蓝缕”的艰辛。丰富的田野调研经验结出了累累硕果，先生在出版大批民族语言学扛鼎之作的同时，广泛涉猎民俗学、民族文学乃至宗教学，完成了《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素园集》《民族研究文集》等的写作。尤其是在1983年《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出版之际，马学良先生在自序中再次阐明“研究彝文经典，必须先通彝族礼俗。以礼俗解经，经义自明，反之以经说明礼俗之所据，更加明礼俗之源流”的采风理念。既精通“天书”又谙熟礼俗，是马学良先生最为后辈学人所称颂之处，然而，如此成就绝非仅仅依靠天赋造诣即可达成，是在几十年脚踏实地、耕耘不辍的民俗田野调查中积累而成的。

　　马学良先生“为人在实，为学在思”的一生中 ，坚持不懈地将语言学与民俗学结合起来研究，实地考察民风礼俗，再用礼俗释读经典，不仅主持并参与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还提出了一系列搜集、记录、整理、研究少数民族民风民俗的科学方法；不仅在中国民族语言学领域著作等身，在民族语文教学科研活动中培养了栋梁之材，更以“采得民风解彝经”的亲身力行，为提升田野采风训练的准确性、科学性以及跨学科综合性开一代风气，奠定了中国特色的民俗学基础。马学良先生踏实、求实、务实的学风值得新生代学人认真学习，接过田野采风的“传家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