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朔方（1923—2007），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古代戏曲小说研究和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著有《戏曲杂记》《汤显祖年谱》《论汤显祖及其他》《汤显祖评传》《史汉论稿》《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元曲选家臧懋循》《晚明曲家年谱》《小说考信编》《徐朔方说戏曲》《明代文学史》等，整理有《牡丹亭校注》《长生殿校注》《汤显祖全集》《沈璟集》，编选有《〈金瓶梅〉论集》《〈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另出版有诗集《似水流年》、散文集《美欧游踪》等。上述论著大部分已收入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徐朔方集》（全五册）。
徐朔方先生出生于1923年12月10日，今年正逢他的百年诞辰。纪念一个学者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探讨他的学术研究方法，以供后来者借鉴，使他终生从事的学术事业能够薪尽火传。我是徐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毕业后又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几年，此前曾写过几篇小文，或介绍徐先生的学术研究经历和成果，或回忆受先生教导关心的点点滴滴。本文拟主要谈谈自己对徐朔方先生学术研究特点的认识，以表达对先生的怀念。
重视中外文学的比较注意古今文学的贯通
徐朔方先生1943年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师范学院中文系，一年后转入英文系，用英文写的毕业论文以“诗的主观和客观”为题，由英国诗人勃朗宁的长诗《指环和书》说起，认为其戏剧诗属于“客观的诗”，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说的“无我之境”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英语系学习的经历，使他不仅熟练掌握了英语，为日后研究中利用外文资料并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对欧洲文学的作家作品有了系统了解，为后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这成为他的学术研究的一个优势。
他写于1962年、发表于1978年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有重要意义的一篇论文。由于作者对莎士比亚的生平、著作等有全面细致的了解，所以该文不像后来比较文学研究成为热门时的某些论著那样作生硬比附，而是对同在1616年去世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中西戏剧大师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作了具体深入的比较，揭示了他们不同的思想观念形成的原因及其在中西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徐先生提出，汤显祖用文言写作，面向有较高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莎士比亚则用当时通行语言写作，面向市场和大众。他们并不因为在同一年去世，就能算是同时代人。徐先生还注意到万历二十年（1592）汤显祖在被贬赴任徐闻典史途中，路过肇庆，曾与罗马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相遇，写有《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其中表达的作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汤显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也是那样模糊陈旧，引人深思。
在评述《金瓶梅》的创作风格时，针对许多论者将之归为自然主义的观点，徐先生详述以左拉为代表的欧洲文学史上自然主义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特征，指出《金瓶梅》中充斥着大量夸张失真、耸人听闻的性描写，与追求细节真实性的自然主义很少有共同之处。
以文献为研究基础史实考辨与艺术分析相得益彰
徐朔方先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是出于对文学艺术的喜爱，但自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即严格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一切以文献资料为基础，不以主观偏好与想象代替历史事实和逻辑。他的《汤显祖年谱》以至整个《晚明曲家年谱》《汤显祖全集》《史汉论稿》《小说考信编》等，都属于文献考证类著作，构成了他的学术成果的主体部分。它们不仅为他的相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也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1962年，还是一个刚跨入不惑之年的大学中文系讲师的徐先生，忽然接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约他编写《明代文学史》。徐先生在“兴奋”之余马上冷静下来，认为“编写文学史应该将所编时期内所有作家作品巨细无遗地全部加以阅读研究。编者有权决定不将谁写入文学史，但是事先必定要审慎地阅读他的作品。评论失当在所难免，但必须是自己的看法”。他提出，“所有名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或断代文学史有一个通病：编写者在执笔之前并没有通读他所论述的全部作品，否则在编者的盛名之下，有的失误是不可能产生的”。根据这一“前车之鉴”，徐先生如实提出，他所在的杭州找不齐编书所需要的全部资料。出版社非常热心，向各图书馆代借各种善本诗文集，以挂号邮件寄给徐先生。徐先生“日以继夜”地阅读，整理排比各种资料，一段时间以后就感到“发苍苍而视茫茫”，患上了高血压，并有了冠心病的嫌疑。后来，徐先生将从高启到前七子的18篇材料约5万字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关人员，因为他们正在编写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直到年近八旬时，徐先生感到时不我待，才第四次动笔撰写《明代文学史》。
如前所述，徐朔方先生强调资料搜集和考证工作非常重要，但这并非研究工作的全部，它根本上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还是抉发文学作品的内在意蕴和艺术技巧，供当代人欣赏和借鉴。徐先生特别善于在文献考辨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心理情感和艺术表达的精妙之处作切中肯綮的分析。分析既生动活泼，不同于枯燥的概念，又包含对文学史、思想史的深入思考，能引导读者充分领略文学经典的艺术之美，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启迪。
个案实证研究与宏观理论概括相结合
徐朔方先生对汤显祖等数十位晚明戏曲家的生平创作作了细致考察，对中国古代戏曲小说许多重要作品的成书过程和思想内涵作过深入探讨，对中国古代小说史、戏曲史、明代文学史的各个重要环节做过专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成熟戏曲样式的“南戏”，长期以来被认为起源于温州。一些文献中有“温州戏文”“永嘉杂剧”的记载。徐先生的《从早期传本论证南戏的创作和成书》及其续篇《南戏的艺术特征和它的流行地区》认为，迄今未发现任何文献提及温州有特定的声腔，说南戏起源于温州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南戏兴起于包括温州在内的广大东南民间地区，温州不过是南戏最早流行的地区之一。
关于杂剧兴起的时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将元杂剧的发展分为三期，并认为大都、平阳和杭州分别是三个发展阶段的中心区域，这种观点长期以来被视为定论。徐先生的《金元杂剧的再认识》等文从考察现存杂剧剧本和曲目的故事发生地、出现的地名、官名及史实、王实甫的生平及《西厢记》《丽春堂》的创作年代等入手，论证有21种杂剧作品以金代为背景或带有金代生活的印记，有38种杂剧作品（至少是其中一折）以开封为背景，王实甫应为金代人，《西厢记》《丽春堂》均作于金代。因此，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戏曲形式之一的“杂剧”应起源于金（宋）代，开封也是杂剧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之一，“元杂剧”应改称“金（宋）元杂剧”。
关于“南戏”与“传奇”的界限，先生的《论〈琵琶记〉》等文认为“南戏”与“传奇”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后者为文人的创作或改编，两者的其他不同属性都因此而产生。元末明初经高明改编的《琵琶记》已属于“传奇”，而广东潮州1975年出土的明宣德间戏文《刘希必金钗记》《蔡伯皆》等则仍属于“南戏”。
关于南戏和杂剧在明代的情形，先生提出，人们通常所说的“宋元南戏”实际上并不限于宋元，民间南戏在整个明代并未衰歇，创作和演出都以同样的规模在继续，只是由于文人传奇的兴起，它失去了昔日的垄断地位而使人误以为它已经衰落。明代杂剧的创作和演出也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冷落。如果分散在卷帙浩繁的明代诗文集中的片言只语的记载难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那么明中后期小说《金瓶梅》所描写或提及的频繁的戏曲演出足以使人猛醒，它们全部是杂剧和南戏，甚至是古杂剧，没有一个字提及昆腔。即使偶尔提到苏州伶人，他们也是“海盐子弟”。
徐先生根据大量文献资料提出：昆山腔从南戏中脱颖而出，上升为全国首要剧种，其时间比迄今人们所设想的要晚得多。与此同时，即使在万历末年，海盐腔、弋阳腔等不仅没有在各地绝响，即使在昆山腔的发源地苏州，它们有时仍可同昆山腔争一日之短长。它们在竞争中同存共荣的局面可能延续了一两百年之久。同一戏曲既可由昆山腔演出，也可由其他剧种演出，至多经过简单的适应性增删改编。与此相关的还有所谓的“汤沈之争”问题。先生在对有关人和事作了详细考察后指出：汤与沈两人从未直接交锋，意见都通过共同的友人孙如法和吕胤昌转达。“汤沈之争”是南戏从多种声腔并行到昆腔一枝独秀的发展过程中因为戏曲家们认识角度不同而产生的摩擦，它在晚明戏曲史上出现实有某种必然性。
徐先生的《晚明曲家年谱》勾勒了39位戏曲家的生平经历，构筑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当他基本完成对各位戏曲家生平事迹的考订，一幅全面、立体、动态的晚明戏曲画卷就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晚明戏曲家以苏州、浙江籍最多，皖、赣次之，明显构成几个群落。这一现象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南戏、传奇流行的区域及曲作家的地理分布。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和创作时间。人们历来认为《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由作家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花大量精力去探求作者。徐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后认为，《金瓶梅》初刊本题名《金瓶梅词话》，所谓词话也就是话本，它包括说与唱，这表明《金瓶梅》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以词话（话本）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它很可能是关于《水浒》故事的说话艺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分支。他认为，《金瓶梅》也属于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
在对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作家、作品做了大量深入细致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先生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进行整体观照和理论概括。他认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和西方不同，有独特的成长发展历史。它的特点之一是戏曲和小说同生共长，彼此依托，关系密切。因此，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必须结合起来进行。可以小说证戏曲，也可以戏曲证小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徐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发展史的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相当多的作品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作家手中世代流传后，才由文人最后编著写定。许多研究者一方面承认这些作品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另一方面却又习惯于把它们当作个人创作看待。例如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思想上、艺术上取得的成就统统归于罗贯中、施耐庵等人名下，而这些作品在思想倾向、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疏失也要他们独自承担责任；他花了大量精力去考订施耐庵、吴承恩等人的生平事迹，力图找出他们的个人经历与作品的联系；在考订每种戏曲小说作品多种版本的相互关系时，有人说某一版本由另一版本而来，有人又提出相反的论据；研究者往往执某一版本为“古本”“正本”，而极力贬斥其他版本等。这表明，在理论上接受“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观点是一回事，将它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又是另一回事。
先生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理论上升到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发展重要规律的高度，通过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成书过程的考察，对这一理论作了更系统充分的论证，并运用这一规律，反过来对中国戏曲小说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和重要环节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指出，上述这些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品在最后写定前早已基本定型，它们包含了历代许多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因此在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形态上更富有典型性。这些作品的最后写定者起的作用实际上相当有限。这类作品在最后写定前往往以多种形态在民间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种种变异。后来文人和书商整理刊行的这些戏曲小说作品就有种种不同版本。先整理刊印的不一定最接近它的原始面目，后整理刊行的也可能是以某种流传历史同样悠久甚至来源更古老的本子为依据的，它们之间不一定有直线式的源流关系。既然许多作品实际上长期处于变化过程中，那么最早的版本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版本，后出转精的版本也不应该因为它们对之前的版本有所改动而备受责难。徐先生的这些见解对古代戏曲小说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以创新为学术研究的根本使命
先生认为真正的学术论著必须有所创新，真正的学者就要写别人没有写过甚至写不出来的论著。没有新见的论著，即使没有什么错误，也没有任何价值。基于一定材料、经过一定思考、提出一定新见解的论著，即使不够完善，甚至可能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它们引起了学术界的进一步探索，也有一定意义。徐先生从不写叙述性、介绍性、通俗性的文章和书籍，每篇论著都力求提出鲜明的观点。对自己早年写的论著，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思考的深入，也不断予以修正，有些文章都经过重写。
坚持创新就不能盲从权威。先生的著作从不请别人写序，他认为最了解自己研究思路的应该是作者本人。1956年4月8日，他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琵琶记〉是怎样的一个戏曲》，肯定这个剧本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后世戏剧创作的深远影响，同时着重指出它的基本倾向是宣扬封建道德的。同年夏天，他应邀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琵琶记》讨论会，充分阐明自己的意见，引起强烈反响，被封为“否定派”的“主将”。与会专家中肯定《琵琶记》的占绝大多数，其中多是很有名望的学者，有的还是徐朔方先生的老师，而徐先生当时还是一名33岁的青年讲师。但他在自己没有被真正说服之前，决不违心地改变自己的观点。
这一初心在先生承担《汤显祖诗文集编年笺校》任务时也有充分的体现。这种独立不倚、实事求是、力求创新的精神，可谓徐朔方先生学术研究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学术研究起步阶段就已基本形成并初露锋芒，此后一直贯穿于他几十年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中，它是徐朔方先生的学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内在精神力量。
由“点”到“线”再到“面”
做好学术研究的长远规划
徐朔方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既是一个以兴趣为主导、按照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自然而然推进的过程，也包含主观的充分的学术自觉和深思熟虑，这是他取得出色学术成绩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学者对自己学术之路的规划设计，虽然只是一个技术性因素，但对其学术研究工作的成败和取得成绩的大小影响甚巨，在这方面徐朔方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走了一条由“点”到“线”再到“面”的路。他首先关注到《西厢记》《琵琶记》等经典作品，作了散点式理论批评研究的初步尝试。一般来说，这在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后，他转向实证研究，聚焦汤显祖这个重要的“点”，撰写《汤显祖年谱》、编纂《汤显祖诗文集》等，再由汤显祖这个“点”扩展到古代戏曲小说研究和明代文学的“线”和“面”，做了大量个案研究，理论研究和文献整理并进，最后推出了集成性成果《晚明曲家年谱》和《明代文学史》。
就《晚明曲家年谱》而言，它的成功问世也与徐先生的精心规划有关。该书是徐朔方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的著述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它导源于《汤显祖年谱》，全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后者的扩展。徐先生在选择这一项目和设计框架体系时，受到他的老师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和英国学者谦勃士《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戏剧》等论著的启发。从《汤显祖年谱》到《晚明曲家年谱》，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形成了一种完美结合：对一个标志性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为研究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树立了一个标杆；对同时代作家作品的全面研究又为研究标志性作家作品提供了更多的观察维度。
晚明戏曲家人数众多，《晚明曲家年谱》之所以选择39家，主要是考虑可行性，在这一点上，徐先生又受到托尔斯泰的启发。“托尔斯泰说了一个故事：骑手被允许在大地上随意驰骋，只要最后重新回到原地，圈子里的土地可以全部归他所有，但如果不能在日落之前回到原地，使他经行的路线形成完整的包围圈，他将一无所得。故事的结尾是骑手野心太大而功败垂成。”徐先生记住“骑手的教训”，告诫自己“范围不能无限扩大，否则将成一堆废纸”。该书因此设计合理，得以顺利完成，这无疑又是学术研究必须视野开阔、最好能中外打通的一个典型例证。
逻辑严密 行文优美
徐朔方先生的学术论著行文优美，在众多古代文学研究论著中独树一帜，学界同行有口皆碑，这构成了他的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鲜明特点。徐先生反复强调，文学研究者应注意论著的写作，“文学论文毕竟也是文学，虽然写得像陆机《文赋》那样花俏未免近于奢侈，但至少也要文从字顺，使人乐于看下去”。 研究者最好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如果自己毫无创作经验，而对古代或现代作家信口雌黄，那只会让人想起诸葛亮麾下的军事理论家马谡”。他创作了新诗集《似水流年》和散文集《美欧游踪》，其情思之丰沛、笔致之空灵，令人赞叹。这里仅举他近七十岁时所写的一首小诗《无题》为例：“幸福如小鸟投入人掌中，隔着氄毛感受她的体温和悸动。不要以为古井泛不起涟漪，心是纤细的芦苇迎着暴风。”
徐先生的研究论著不仅言必有据、逻辑严密，而且用词精当、句式活泼跳脱，有如行云流水，常有画龙点睛的妙喻。徐先生受过传统教育和英文教育，又具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他的文风基本上没有沾染八股腔，没有泛泛的空话、废话、套话，也不用呆板的句法，背后常有借鉴英文句式的影子，很少用“的、地、得、着、了、过”之类的虚词，也基本不用“对于、进行”之类的句式。看似容易却艰辛，徐先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固然与他的才情禀赋和教育经历有关，也是他苦心经营推敲的结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