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1897—1986），本名之櫆，字白华、伯华，中国哲学家、美学大师、诗人。毕业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德国留学归来后执教于东南大学。1949—1952年任南京大学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先生曾是《学灯》的编辑，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建者之一。年少时泛览典文，于新旧体诗歌领域都很有造诣。通达德语，在汉译翻译工作中同样很有成就。宗白华先生留下的美学大家身影如此令人崇仰，以至于淡化了他原本丰富壮阔的人生经历。

　　作为汉语美学的开拓者，宗先生深深着迷于诗词书画中充沛的人文精神。他擅长于从中国诗学传统出发，以理念和感觉的相互激发重新探讨中国古典的审美心理。同时，他译介了丰富的德国浪漫派美学理论和当代欧洲的艺术观念，清楚呈现了西方美学的体系架构，也因此拓宽了汉语美学的观察视野。尤为重要的是，宗先生很早就开始探索中西比较的学术方法，有意识地论证汉语审美传统的独特性，在基础研究层面推动了汉语美学的理论构造。然而，宗先生在写作之中并不着力于理论的体系性，甚至也不强调概念的准确性，而是看重感受的敏锐和思想的跳脱。宗先生的第一部美学著作，即1981年出版的《美学散步》，书名取自他于1957年发表的文章。这本书开篇就道出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散步方式，是他一直以来保持的治学姿态，也是他追随亚里士多德、达·芬奇和庄子的自觉行动。《艺境》作为宗先生在世时最后出版的著作，是他筹谋达40余年之久的文集，更是他坚持追求“艺境”的心血之作。“艺境”化自张璪的“画境”。张璪作画能够双管齐下，甚至以指为笔。这种创作方式，正是宗先生所欣赏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境界。在这种自由而散淡的态度中，心灵直接映射出外在世界的无限形象，同时也激发起内在生命的无限创造。宗先生称之为“意境”，并以此解释中国艺术中独特的审美结构。

　　宗先生对于“意境”的阐释和论述，也如散步一般时隐时现，但又贯穿终身的考辨与反思。宗先生早期用之描述诗歌晕染出的“情绪”，后来以此解释诗人创作时的“心境”，最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的前后两稿中，“意境”被用以勾勒中国艺术独特的心灵状态，涵括了创作和欣赏、人格与对象、禅境和道家、绘画和舞蹈、书法和诗歌、中国艺术和西洋画派、艺术和哲学等多个相互交错的视角和维度。为了在一篇文章中道尽中国艺术的心灵结构，宗先生总揽多种艺术形式，结合传统诗词书画的鉴赏创作观念，深入发掘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层次。除了这些传统的思想资源，宗先生对于“意境”的解释也借鉴了王国维的“境界”说，特别是后者对于不同境界的划分方法，以及主客相隔和相融的解释角度。

　　在拓展“意境”内涵的过程中，宗先生主动调用西方审美和艺术理论的资源。在分析中西方艺术的不同之处时，他引导人们思考审美的相融性。西方审美理论构造了优美、崇高等范畴，揭示了审美愉悦的发生机制。宗先生从中国的品鉴传统出发，提出的“意境”并非纯粹愉悦，也非纯粹形式，而是综合性的心灵体验，在情景的结晶之中折射出个人的涵养和历史的积淀。这种中西比较的意识蕴含了他的美学理论的核心主张：立足于艺术的世界性图景认识中国艺术的价值，以中国艺术的独特性改造世界。“意境”既是宗先生面对西方文化主体时所构造出的概念，也是他对于中国艺术传统的总结。无论是将“意境”确定为传统的延续，还是中西的结合，其内涵总是免不了古今中西的贯穿和融通，也很难划定其解释的边界。对于思想的散步者来说，宗先生虽然重视逻辑论证，但并不为说服别人的自我辩护所累。此外，就学术志向而言，他所追求的并不是理论体系，而是情景圆满结合的“意境”，是随心撷取的灵感和回念。此无拘无束的散漫步态，启发着我们在当下的跨文化研究中，寻求突破现有思想框架，尤其是突破被设定或被固化的中西差异的思维定向，而直接走向并接近审美经验内在维度的理论尝试。

　　宗先生以“意境”描述中国艺术的特质，他对于艺术的理解并没有止步于绘画、书法、诗歌、舞蹈等具体形式，而是将艺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艺术的创造必须灌注生命力，方能在写实中达到传神的效果，最终给人以妙悟之感。如果视生命为艺术品，那么才能无所负累地朝向理想的样式努力。理想的生命样式并不关乎乌托邦或者理想国的实现，而是当下即至的心灵态度，是可实现的诗性“意境”。诗人的生命可以成为他的作品；反之，诗人写下的字句就是他于心灵中体验万物万象的独特方式。不单诗人可以实现这种方式，所有人都可以在唯美的眼光之中将世界上的各种现象、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当作艺术品来看待。这个自我对象化的转变中包括了以审美深度营造自我心灵，以内在心灵之力抗拒外在实际困难，以当下的感性体悟消融烦闷和痛苦，肯定生命的价值，最终重获创造动力的整个内在修养。因此，宗先生将人生艺术化的思考方法，并非要人们被动沉溺于审美的陶醉之中，而是鼓励人们去积极主动创造。宗先生的理论立足于感性生命的无限性，这种无限既是体验内容上的真实、丰富和深刻，更是生命冲动的永不枯竭、逾越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在超然纯粹的“意境”中心，体现出对世界的关切和对生命的救赎。

　　“意境”所包含的深沉静照和热切创造的双重性，显示出宗先生在弥合物质与精神、现实和理想之间裂隙的独特方式。正如他在散步中也不断探寻感性和逻辑、研究和生活、东方意境和西洋精神、审美趣味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及和相济，与其说是为了达到对立的统一，不如说是为了追问比诸多对立更根本的基础、比外在区隔更超越的方法。回望宗先生的治学之路，他既深究于中国的古典世界，也系统探讨过西欧的哲学历史；既能分享诗词格律的妙处，也能畅谈新诗的意义。在南京大学时，宗先生开设过“美学”“艺术论”“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叔本华哲学”“尼采哲学”“康德哲学”等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南京大学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加入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后来又到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1960年美学教研室成立，宗先生作为最早的成员，一边承担“康德美学”的教学任务，一边指导《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的编纂工作。学科划分在今天已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大学教育的事实，以至于我们往往会惊叹宗先生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自如跨越，反而忘记了不同学科的设立其实晚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治学生涯，也无法框定他对于艺术和人生意境的追求。对于这样一位思想的散步者而言，他的乐趣更是在自然所得，而非外在的执着。

　　在宗先生的学生、同事和朋友的回忆中，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将他比作陶渊明，因为他有一派淡泊超然的名士风度。对于宗先生而言，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人的风度让人领会到他们不物于物的洒脱和对抗“权威”的高洁，更重要的是在艰难之中仍坚持对于理想的追求。无论是在怎样的历史处境中，宗先生始终坚持在审美的“意境”中洗涤人性，通过个体生命的培养实现对于时代的重塑，以此背负历史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这种“纯粹的”学术态度中也透露出个人承担民族命运的信念和勇气。

　　“意境”所包含的沉重使命，让人难免猜想散步者的心态。尽管宗先生说散步者应当没有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散步者没有追求。庄子在山野和人世里寻找着全人，达·芬奇在街头的猎奇融入了对于理想人体的研究，而亚里士多德的散步也是在克吕昂学园内的有限逍遥。宗先生每次散步最终也还是要返回教工的宿舍或公寓，但他仍期待在城市的马路上邂逅偶然性的发生，哪怕是一朵鲜花或者一块石头，都能让他感到自我放逐的自由，再将这种瞬间的无限感带回到有限的日常之中。宗先生早年在机缘巧合中买到唐代佛头，虽然是他一生的珍藏，但也不得不把它和书刊一起挤在书案之上。在宗先生并不宽敞的书房里有着丰富的藏书，尤其是德文书籍，从《浮士德》到初版的《存在与时间》，从《追忆似水年华》到《珍珠衫》（德文版），以及艺术史、诗歌集、心理分析、欧洲历史等方面的书籍无所不有。虽然藏书并非偶得之物，但如此广泛的书目已足够为读者打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精神空间，而宗先生在字里行间散步时所收获的奇思妙想或许也当算是偶得。在宗先生去世后，他的藏书都捐给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图书馆，等待着后来人在他的思想小径上也有偶得的“意境”，养成自己的意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