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才论”到“三宜说”
从历史发展来看，历代中央王朝很少有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来进行推广，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精耕细作的方式，又有着相近的技术内涵，不约而同地构成了一个耕作的技术体系，这一耕作技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着相对的稳定性，亦即“耕作制度”。不少农史学家基于这样的历史基础，从现代耕作学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演变。
农耕社会孕育的农业、农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杨直民认为，由于人力干预自然有着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农学思想也有其孕育及从简到繁的不同阶段。人类对于土地耕作的认识是与对自然的认识分不开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天化自然”到“人化自然”的变化，而对待地力的态度也经历了“客观的自然恢复”到“主观的人为改造”的过程。
传统儒家敬畏自然的思想，正是早期顺应自然的体现。人们只能被动地认识自然，在农业活动中表现为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不能发挥过多的能动性。一方面，农民面对因多年耕种而逐渐变得贫瘠的土地毫无办法，只能抛弃地力下降的土地，去开垦新的土地。另一方面，也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分不开的。西周时期，农具的使用仍然停留在木耒、石耜等阶段，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只能依靠自然界的自我恢复。这种依靠自然恢复的农业生产思想是一种粗放式的农业思想，是史前至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朴素思想。
当人们对地力恢复有了新的认识以及农业生产工具得到进一步改善后，开始人为地干预农业生产。西周时期是农业由粗放耕作逐渐向精耕细作转化的重要时期，其后产生的几种重要的农业思想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农业生产。
“三才论”是较早的农业生产思想，春秋时期的古籍中已有提及。所谓“三才”即“天、地、人”，其中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必要条件仍是强调天时和农时根据季节的更替、天象的变化来安排农事活动，根据地理环境和物候来采取相应的措施，天地是农作物赖以生和养的条件，由人来协调农作物与环境的关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此学说是后来阐发的不少农学思想的基础。
“三宜说”由“三才论”引申而来，即时宜、地宜、物宜，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基础上增加了因物制宜，强调了注重个体差异的重要性，为不同种类作物精耕细作的技术措施提供了依据。如“地力常新壮说”形成于宋代，是关于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学说，主要认为肥料可以改良土壤，维持并增进土壤肥力，保持地力常新。这一学说为中国古代土壤肥力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进一步促进了土地的利用，使得土地耕作制度发展更加趋向合理。其他诸如“五行说”“风土论”等，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农学思想，影响了农耕制度的演变。
耕作制度这个概念包含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通过对作物与环境、作物与作物之间关系的研究，确定设计农作物种植制度；另一部分为与这种种植制度相应的一套技术体系。在此基础上梳理古代耕作制度，就可以从今天的土壤学、栽培学等学科角度去归纳。
从“向地要粮”到“地在人为”
史前至西周时期主要采用的是粗放的耕作制度。刘巽浩、牟国平在《中国耕作制度》中，把史前社会的耕作制度分为撂荒耕作制和休闲耕作制。郭文韬在《中国耕作制度史》中则进一步分类为年年易地的撂荒耕作制，栽种若干年、撂荒若干年的轮荒耕作制，短期和定期的轮荒耕作制。撂荒制时期大多采用石制农具，用焚烧树木来开垦土地，即所谓的“刀耕火种”。年年易地，致使居民流动性强。栽种若干年、撂荒若干年虽然也有流动性，但已出现了一些促进定居的因素。短期和定期的轮荒耕作制则是生荒制到熟荒制的过渡阶段。西周的古籍中就有“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的记载，被视为当时垦田的三个阶段，是已耕地经过撂荒、复壮再重新耕垦的过程。“田莱制”是“菑新畲”后的进一步发展，田即已耕地，莱为撂荒地，形成有计划的定期轮换。这两种是休闲耕作的状态，即休而不耕，与之后的“轮作制”有较大区别。此阶段正是“向地要粮的阶段”，粮食生产依赖“天”的意志，人类干预农业生长过程的能力较弱。火耕与耦耕是这一时期轮荒耕作制的主要耕作形式，火耕即用火烧田地，耦耕即一人耕一人耰，耕耰配合的方式，是早期的土壤耕作方式。
战国时期废除了轮荒的耕作制度，开始实行轮作复种的制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南北方的耕作制度有了明显差异，南方仍然大量存在着撂荒耕作的制度。出现了人力耕作向畜力耕作的转变，牛是代替人力的主要牲畜，铁制农具逐渐普及，形成了铁犁牛耕的方式，这是影响中国整个传统农业的重要方式。深耕及因时耕作、因地耕作的方式逐渐得到普及。垄作法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
到了汉代，土地连作制已定型，但南北方的耕作方式仍然具有较大的差距。北方大面积推行了“代田法”和“区田法”，代田法是低作与高作的结合，通常为春季实行低作，夏季实行高作；区田法是只对“区”内的田土进行深耕，不但有利于土壤的蓄水和土壤水的利用，而且有利于保土保肥。在南方，撂荒耕作制依然是主流。
魏晋时期，复种耕作制有了两方面明显的改进，一方面是双季稻的栽培已非常普遍，另一方面是粮肥复种制的发端。此外，再生稻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文字记载。《齐民要术》总结了混作的经验，套种方法也开始萌芽。土壤管理方面，北方主要采取耕耙劳三位一体的防旱保墒技术。南北朝时期，间作、套种初步发展，开创了林、粮间作方法，将北方以防旱保墒为中心的耕作技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奠定了北方旱地土壤耕作的理论和技术。
隋唐时期，南方耕作快速发展，部分地区不仅普及了一年两熟，甚至有部分地区一年三熟。稻麦两熟制与水稻一年两熟制得到了发展。水田耕作技术迅速发展，重视春耕和秋耕，强调秧田要反复耕耙，暴晒土壤，使土肥相结合。在小麦种植中，还提倡多次追肥。
南宋时期有了早稻和豆、麦、菜轮作，麻、麦和菜一年两熟，谷子、芝麻、大豆和小麦一年两熟的轮作复种制，总结了利用“冻融”和“暴晒”等自然力来疏松土壤的经验。在北方，总结了“秋耕为主，春耕为辅”“秋耕宜早，春耕宜迟”的新经验，并创造了三区内外套翻法。在南方，发展了稻麦两熟田的整地排水技术，继承和发展了冬闲田的土壤耕作技术，创造了泥淖田土壤耕作的新方法，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荒地土壤耕作技术。
元代解决了南方稻麦轮作的排水问题，总结和倡导了区田和套种法。北方也发展了粮食作物与绿肥作物轮作复种制。明代的轮作复种制和间作套种制得到了全面发展。南方发展了以水稻生产为中心，以水旱轮作为基础的一年二熟制和一年三熟制，北方则发展了以粮棉作物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制和一年二熟制。粮食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也得到了发展，北方发展了禾黍地中间作套种绿肥复种小麦、苜蓿与荞麦混作，然后与谷子轮作。在南方，主要是发展了绿肥与水稻，水稻、棉花与绿肥的轮作复种制。此外，间作套种在明代也有了极大进步。南方水田耕作技术的进步，是在深耕通晒这一水田耕作要求的基础上完成的。亲田法是明代土壤耕作上的重要创造。在整片土地上选出部分土地，进行人力、物力的倾斜投资，并逐年分期轮换，以期改良土壤和提高地力。
清代的轮作复种制和间作套种制在北方一年一熟地区，发展了轮作换茬的理论与技术。对豆科作物根瘤的好坏与作物丰歉的关系，已有明确认识，确立了在豆谷轮作中，大豆、谷子不重种的原则。继续发展了粮肥轮作复种二年三熟制、棉肥轮作复种一年两熟制、用大麦和蚕豆做绿田秧肥、肥瓜轮作复种等。间套复种更加综合运用，粮豆间作方式更加丰富多彩，粮菜间作理论更加丰富。南方水田土壤耕作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稻麦两熟田的整地排水技术更加完善，冬闲田的耕作技术又有提高，以及荒地稻作技术的总结等方面。此外，《知本提纲》为土壤耕作提出了基本任务，即调节水、肥、气、热。
从木石农具到铁制农具
从1929年凡伯仑首次提出“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后，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得到重视。技术系统是人类用于征服自然、满足物质需求的手段，生产工具是这个系统的根本。从耕作方式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农具等生产技术对耕作制度有着重要影响。
铁制农具是农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制作是中国原始农业与古代农业发展的分界线，也是撂荒轮荒制向轮作制发展的重要转折标志。丰富的冶铁资源及发达的冶铁业将我国农业带入铁器化时代，以木石农具为代表的原始农业，彻底转向以铁制农具的普遍采用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牲畜。既是中国耕作农具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奠定南方水田农业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宋兆麟在《唐代曲辕犁研究》中说，唐代曲辕犁既总结、吸取了汉魏以来我国耕犁的优秀成果，也有自己新的创造和发展，无论犁架的改进、曲辕的产生，还是犁盘和耕索的出现、牵引方式的改革，都远远超过以往的耕犁，这是唐代曲辕犁优越性的具体表现。
还有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技术，如“绿肥技术”使得古代土地的“用”与“养”相结合，使土壤能保持使用而地力不下降。“耕耙耱”技术是北方旱地农业生产中一种主要的精耕细作方式，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熟以来，一直沿用至今。“耕”是指耕地，“耙”是指将土地犁出沟，“耱”是将表层土壤碾磨成粉末。运用此种方法进行耕作，可以在地面上形成一层松软的土层，切断土中的“毛细血管”，尽可能地减少水分蒸发，起到保墒防旱的作用。
从完全依靠田地自我恢复的粗放的“向地要粮”到钻研田间管理精耕细作的“地在人为”，中国传统耕作制度影响下的中国农业发展成就巨大。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逐步完善，是中国传统农业系统化、成熟化的重要表现，是中华农耕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农耕文化的重要标志。虽然在农业科学发展的今天，更多的是采用科学试验的理论和方法，但传统农学经验亦没有过时，使用天然肥料、定期休耕等方法使农业生产与改良生态环境相结合，促进了可持续发展。如广西龙脊梯田、江苏兴化垛田、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等农业生产系统，被列为中国以及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农业生产的宝贵财富的同时，亦给人们带来美的体验。
（作者系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