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中，哲学处于基础性、支撑性的地位。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建构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这根关键的梁柱。近年来，西方哲学出现了回避多样性的学术趋势，尤其是回避来自非欧美国家的哲学观点和论证多样性。“非西方哲学体系不存在”“中国无哲学论”等错误认知广泛遍布于西方哲学家之中，不少所谓西方主流哲学家对欧美之外的哲学知识体系持冷漠、忽视的态度，并声称“哲学只属于希腊和西欧世界”。对此，不少海内外学者予以驳斥，并以充分的历史证据与学术论点为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正名。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瓦萨学院哲学教授万百安（Bryan Van Norden），美国东斯特劳斯堡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蒂莫西·康诺利（Timothy Connolly），以及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协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三位学者在比较视野下探究中西方哲学知识体系，挖掘中国传统哲学知识体系的珍贵思想遗产。采访中，他们表示，中国近3000年的哲学知识体系尤其是传统哲学知识体系一直都是自成系统、独立自主的。一些西方哲学家选择将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排除于世界经典哲学知识体系之外，是深受“白人种族优越论”影响的结果，出于人为改写哲学史等“历史假象制造”的需要。国际学界期待当代西方哲学界重拾开放性视野，以一种包容的姿态接纳和对待来自不同国家的哲学知识体系。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方哲学知识体系

　　哲学可以归结为研究自然世界、宇宙天地、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等的认知方法和理论体系。按照传统学术观点，各门学科可以谓之“学”，而哲学，可以谓之“学之学”；各门学科侧重各种具体理论，而哲学侧重理论中的理论。哲学是所有学科基本原理的概括和抽象，它试图找到可以贯通所有“学”的具有普遍性效用的原理、规律、规则。

　　辜正坤对记者表示，无论是西方哲学知识体系还是中国哲学知识体系，都涉及天人关系论、主客关系论、心物关系论等人类面临的基本性、普遍性问题。在这一方面，西方传统哲学以天人相分、主客二分、心物对立为特征，而中国传统哲学则认为天人同构、主客合一、心物相容。西方古典哲学家为了试图寻找物质的最小单位例如分子、原子、电子、质子等，去不断地切割物质状态，寻找最小的构成粒子，以此来认知客观物质世界，找到宇宙本源。相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互根互构互补互进的统一整体。宇宙是一个宏观巨系统，而人是一个微观小系统——微观小系统和宏观巨系统之间有着某种全息对应关系。事实上，当今许多自然科学成果例如现代物理学尤其是量子理论正在印证天人同构论的合理性。此外，一直以来，西方古典哲学思想更为重视身外客观世界和抽象理性世界，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超越感性、超越经验的哲学范式，而中国传统哲学更为侧重探讨关乎身内主体世界和人的心灵世界，以及对人生意义的看法等实际问题。

　　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坦言，“在‘实践哲学’也就是将伦理与政治准则运用于现实生活、凡人需求和政治准则方面，中国人的确超越了西方人——虽然承认这一点几乎令人羞辱且难堪”。谈及莱布尼茨的这一言论，康诺利表示，与现代西方哲学相比较，古代中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有一些共同之处——两者都擅于提出一些重要的价值观问题，例如何为虔诚、勇气、正义，并且都强调美德及其培养的重要性。然而，在价值观目标实现和美德培养的过程中，中国哲学采取了更为实际的方法，更多关注如何改变此时此地的个人和社会，正因如此，“实践哲学”在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中更为完整和成熟。而扎根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的西方哲学更为关注认知论议题等“思辨理论哲学”，例如如何将现实的本质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拥有知识意味着什么，或者如何定义外部世界。

　　万百安强调，西方哲学同样涉及实践的哲学生活，只是对“理智知识”的强调超过“实践知识”。在“实践知识”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对于伦理培养实践的重视是宝贵的哲学遗产，其内涵远比西方哲学丰富，伦理培养实践的问题正是现代西方哲学所忽视的主题。

　　中国传统哲学为启蒙运动提供理性萌芽

　　事实上，以圣哲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古代已经形成了完备、系统且深邃的知识体系，在早期欧洲受到高度重视和赞扬。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人完成了拉丁文版《论语》的翻译，并将其命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是首部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哲学古籍，这部译著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理性”的思想萌芽，许多欧洲人对于早期传教士笔下所描述的中国传统哲学感到着迷。

　　万百安提到，1721年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沃尔夫在公开演讲中提出，中国孔子的哲学思想表明哲学知识体系尤其是伦理道德体系完全可以脱离神的启示、对上帝信仰的依赖或自然宗教的基础，这一观点在保守基督教徒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的盛赞和推崇最终导致沃尔夫被免去职务并被流放出普鲁士。然而，沃尔夫的演讲对当时在德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虔敬主义神学造成了猛烈冲击，并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

　　1730年，沃尔夫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演讲，赞扬中国君主采纳孔子及孟子等哲学家思想并将其知识体系应用于处理国家重要事务。沃尔夫还表达了对中国古代德治主义的向往，称誉中国是一方乐土，中国众王皆为真正的哲学家，他希望在欧洲境内，也能够实现政治事务与哲学体系合为一体的理想化境界。 

　　西方若干“知识大发现”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早已存在

　　辜正坤谈到，西方哲学知识体系有其优长，一些西方近现代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例如康德和维特根斯坦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极为理性缜密，对哲学体系的陈述方式也比较系统、清晰、逻辑性强。然而，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知识体系中若干被认为最为震撼人心的“知识大发现”，在更久远的中国传统哲学知识体系中早已存在。中国传统哲学虽然较多地关注人生哲学问题尤其是伦理学问题，但是对身外世界，即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与把握也达到了一个胜于西方的惊人高度。

　　“与中国古代哲学家相比，康德和维特根斯坦对真理的‘开悟’其实只在参解的边缘。西方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其实是老庄思想认识方法的再版，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内核庄子早已阐释得十分深刻。正如梁启超曾言，只需把庄子的《齐物论》理解透彻，许多西方的哲学书籍就无需再读。此外，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等著作中叙述的内容精华在中国佛学、道家及易经文献中早已是常识般的存在。尤其是唐朝玄奘法师的《成唯识论》十分详细地阐述了黑格尔极为关注的哲学问题，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越了黑格尔的哲学视野。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休谟、笛卡尔、康德这一类西方哲学家身上。事实上，在对宇宙天地等客观世界运行基本原理掌握的深度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知识体系远胜于西方传统哲学知识体系。”辜正坤进一步阐释道。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曾启迪不少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和技术发明的诞生。万百安以“二进制算术”的历史诞生向记者介绍道，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二进制算术”由莱布尼茨所发明，这一数学发明为后来世界范围内计算机科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算术”与中国古老的哲学经典《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世纪初，莱布尼茨见到了在欧洲发表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他为这两张太极图中的卦象奥秘和精粹感到无比震惊，受其启发产生了阐释二进制算术的灵感。莱布尼茨认为，正如《易经》中的两种基本符号即一条直线和两条短线，仅使用0和1就可以表示所有的数字和逻辑状态，从而建立起一种简洁而强大的数学系统即著名的二进制系统。这一系统避免了传统十进制系统中复杂的进位运算，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在数学、哲学等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莱布尼茨在欧洲声名远播，被后世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可以说，在莱布尼茨之前，中国古人早已掌握了二进制的基本原理，且在传统哲学知识领域达到的精深程度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西方人。”万百安说。

　　西方学界将“非欧洲哲学”排除在经典知识体系之外

　　一个可悲的现实是，如今，西方哲学知识体系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的开放性与接纳性正在逐渐消失。在一篇学术文章中，万百安毫不避讳地指出，当今流行的所谓西方主流哲学开始变得狭隘，缺乏想象力，且带有排外色彩。许多欧美大学哲学系都忽视中国、印度、非洲和美洲丰富的哲学传统，将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等亚洲哲学知识体系排除于世界哲学“经典”知识体系之外。

　　《非洲、亚洲和哲学史：哲学经典形成中的种族主义》一书中提到，多年来“白人种族优越论”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普及，并被上升为一种学术理论，许多欧洲人开始认为非白种人群体不具备构建并发展哲学知识体系的能力。许多西方著名哲学家包括康德其实都是种族主义的捍卫者。康德曾将种族视为一个科学范畴，将其与抽象思维能力联系起来，并在给学生的讲座中对不同种族人群的命运进行理论化并按人种“优越性”排列归类。

　　康德曾这样评价孔子，“整个东方找不到哲学”。在他的谬论影响下，大批当代西方哲学家很自然地默认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印度哲学知识体系、非洲哲学知识体系、美洲哲学知识体系向来都是缺失的。

　　谈到这一点，辜正坤阐释说，不少西方哲学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着较高评价，但也有大批西方哲学家轻视中国哲学。轻视的原因之一是这些西方哲学家无法读懂中国传统哲学，而这种文化障碍也与中国哲学文献外译相对不足有关，造成普通西方人对于中国哲学很陌生。

　　万百安提到，虽然一些当代西方哲学家承认中国或印度等地存在哲学知识体系，但他们随后会进一步试图证实这些地域的哲学知识体系不如西方哲学知识体系。当谈到这一学术争论，大多数当代西方知识分子都谨慎地绕过这个话题。

　　哲学不只属于希腊和西欧世界

　　许多西方学者宣称，哲学这一学科体系从其发轫之初就是属于西方的，由于“哲学”一词的学术概念最早源自古希腊，因此它只涉及基于古希腊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思想发展而来的西方传统。被誉为现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曾表示，哲学在本质上是“属于希腊的且只适应于希腊和西欧世界”，而后才以此为中心辐射至世界各地，这也即为何我们今天提到哲学时总是将其称为“西欧哲学”。

　　同样，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代表雅克·德里达曾提到“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他以“哲学”等同于从希腊发展出来的思辨体系为预设，将中国哲学体系公然排除于世界哲学体系之外。他曾表示，哲学本质上是非同一般的思想，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连，与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连，因此它的实质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而这在中国是没有的，因为这不是它的传统。在西欧文化之外固然存在着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它们叫作“哲学”甚至上升为一种学科体系是不合理的。

　　谈及以上西方知识分子当中流行的“哲学只属于希腊和西欧”学说，万百安指出，这一学说暴露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某个学科术语的源头无法决定该学科体系的“拥有权”——假若如此，那么，欧洲便从未拥有自己的代数学体系，因为“代数”一词最早来源于公元9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拉子米发表的一本数学专著。该书于1183年被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后，欧洲才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代数学体系。

　　对此，辜正坤表示，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这一说法虽然正确，但是“世界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说法过于武断偏颇。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的确产生了许多灿烂辉煌的哲学思想和众多哲学家。但是在同期甚至更早的时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产生了哲学并且是十分高深的哲学。以中国为例，公元前6世纪及之前，中国就拥有众多大哲学家。

　　中国传统哲学知识体系迎来复兴机遇

　　在《哲学上的拨乱反正：多元文化哲学宣言》一书中，万百安写道，正如思想不携带护照，不被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所占有，哲学也应当是一种超越国界、模糊边界的世界主义哲学。人类的目标应为拆除“围墙”的障碍来扩大多元文化领域，而非通过砌筑新的“围墙”来制造思维隔阂与知识冲突，只有这样，才能激发每个国家知识体系中最优秀的底蕴与传统。世界哲学的未来图景只有在它不存在任何“中心主义”的时候才会更为丰富绚烂、更加指向真理。

　　“当古代哲学家狄奥根尼被问到他来自哪个城市时，他回答道，‘我是世界的公民’。可惜的是，西方当代哲学已经失去了这种视野。为了在知识上不断增长并保持与外界文化的联系，西方哲学必须重新找回其最初的世界性理想。”万百安说。

　　辜正坤补充道，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界，有一种声音认为，当今西方哲学知识体系正面临危机，原因在于它过度观照客观外部世界。17—20世纪，对于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在宇宙中处于何种位置、动植物界的演变原理是怎样的等哲学问题，近现代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如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化学、数学等已经以一种出色的方式给出了答案。结果是，西方哲学的许多基本命题本身实际上被各门自然学科所肢解。“这就使得西方哲学专属的研究对象日益减少，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西方哲学正在走向式微与消解的境地。这一危机也促使当今一些西方哲学家的心态发生改变，西方哲学的侧重点逐渐开始回归于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内心世界议题和人生哲学主题。鉴于此，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如今中国传统哲学知识体系的复兴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辜正坤这样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