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期间，我在博士资格考试中通过的科目是思想史和社会史。起初，我并没有选择社会史，而是选择了政治外交史。但是有位美国教授提出，要我以朝鲜战争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还说作为中国人我可以拿到美国人拿不到的研究材料，获得博士学位比较容易。我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后来选择社会史主要是从可行性角度考虑，因为社会史所有的参考材料都是公开的文献，考验的是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分析方法。我当时对自己的理解能力很自信，美国人搞不懂的有些社会现象和概念，我感觉不难懂。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国文科生的知识基础和英语能力虽然比不上美国学生，但是社会阅历十分丰富，这些阅历有助于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展开，影响波及海外。布兰代斯大学内有一所相对独立的海勒学院，是当时美国社会福利领域的最高学府。海勒学院有深厚的犹太思想传承，当时的院长是美国前社会保障署署长。看到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海勒学院也开始尝试与中国建立交流关系，并准备派一个教授团到中国讲学，然后再请一个中国代表团到海勒学院访问。为此，海勒学院特别编写了一套有关社会福利保障概念的简易讲稿，请中国学生事先帮忙翻译成中文。我有幸得到了这份报酬2000美元的工作。完成翻译工作之后，我对社会福利有了一种入了门的感觉，而且我当时相信，这门新的知识一定会作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向比较历史系提出，在总考（博士资格统考）中将政治外交史改为社会史。系主任老师阴沉着脸，要求我提供合格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学分，他说，没有经济学的基础就不能学习社会史，然后又带着诡异的表情说：“你们中国学生的经济学都不行，这一关很难过。”
我相信，在很多情况下，人的潜能是可以逼出来的，因为我当时就是一不做二不休，重新坐到本科生的大教室里去，认真听讲、按时交作业、参加课堂考试，直到拿着合格的经济学考分找到那位系主任老师，他才不无惊诧并勉强同意我转学社会史了。
在布兰代斯大学期间，我得益于两位教授的具体指导，一位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后来做了比较历史系主任的犹太史名家，来自牛津大学的Bernard Wasserstein教授，我们都叫他“水石教授”，因为他的名字是德文，翻译成中文就是水石。“水石教授”是典型的绅士，少年得志，可能只比我大几岁，当时就已经是正教授了，而且还有很多荣誉称号。他对中国有兴趣，特别是对中国犹太人研究有兴趣，曾经多次到中国调研，我执意选择社会保障史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他似乎有点勉强，但在论文设计、资料来源方面，还是给了我关键性的帮助。在他的指导下，我去查阅了英国殖民部和外交部的档案，这些成了我博士论文立论的关键一手资料。后来，“水石教授”回到牛津大学主持犹太研究。20世纪90年代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遇到一位英国学术院的院士，还聊起“水石教授”。
我的另外一位恩师是海勒学院的百瑞·弗里德曼教授，他算是我的系外导师，也是良师益友型的导师。百瑞是劳动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教授的弟子，知识全面系统，授课条理分明，为人十分和善，在学生中的口碑很好。百瑞本人对中国也有兴趣，后来作为世界银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专家多次到过中国。在美国的时候，百瑞的办公室总是开着门，我去讨教，他也是每问必答，不像历史系教授那样“惜时”。我问百瑞，同是布兰代斯大学，为什么学生在海勒学院就能得到更多的帮助？百瑞淡淡地说：“That is why we are here for.”（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句话使我终生难忘。当时我在精神沙漠里苦熬，听这话，我相信了助人是为师的职责，也是人生的目的。我回国以后，百瑞来中国调研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时请我帮忙翻译。我凡能找到时间，都一如既往地帮他翻译，并向他学习。我对他的思路十分了解，因为他也懂得一点中文，有一次我“超前”翻译，被他听出来了，就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下一句要说什么。
历史系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就是斯蒂文·舒克教授。他是名不虚传的“十年磨一剑”的学者，在哈佛读了十年才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他的博士论文《法国在欧洲优势地位的终结》（The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in Europe）一出版就成了经典。这位舒克教授在学生的口碑中也是位传奇人物，据说他的私人藏书就可以开一家图书馆。现实生活中的舒克教授是位心直口快、毫无城府的人。他讲课十分生动，也特别深入，话语不多，但视角独特。他的欧洲当代史通论是必修课，算双倍的学分，开的书单很长，每周都有六七十本之多。有一次我问他，您开这么多书读不完怎么办？他反问我，“你是研究生吗？”我答：“是啊。”“研究生还不知道怎么读书？”说完扬长而去。他给我的最好评价就是“You are really OK”（你真的还行），我也就很知足了。
在美国留学期间，中国人不多，但相互来往不少。当时，汝信副院长恰好在哈佛访学，专攻哲学史和文明史。我们几个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留学生集体去他家打牙祭，吃他亲手烹饪的“汝氏烤鸡”，和总是笑眯眯的夏老师攀谈一会儿。汝信副院长说，西方思想史如果搞不懂乱写，就还不如翻译些名作，这话还是挺实事求是的。我在学习最困难的时候，哲学所的何兆武先生到访布兰代斯，我们在校园里一路走下来，对我讲了很多鼓励的话，他说，用于打工的时间不是白费，而是在生活中学习，是求之不得的经历。他还向我约稿，希望我选择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名著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当时选择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何先生连声称好，但是他回到北京后来信说，这本书已经有别人翻译了，让我另选一本，我当时正好在写《尼采与鲁迅》，就选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翻译这本篇幅不长的书竟然让我断断续续地用了两年的时间，此是后话。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朱传一老师在海勒学院短期访学，有时会和我们聊天，我们说到“social security”在中国没有一种对应的制度和概念，于是商量着先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们尝试了“社会保护”，后来发现“社会保护”另有其英文对应，应当是“social protection”，其他的可能性也有了更合适的对应，如“social safety net”应当是“社会安全网”，而“社会保险”则应当是“social insurance”。几经商量之后才选中了“社会保障”。朱传一老师为此向中央打报告，认为建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很重要，得到最高层批复后，他很兴奋，又一再鼓励我们继续研究，这对我的研究转向也有促进作用。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周弘：在“茶”与“咖啡”之间》，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