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修（1886—1960），后更名为陈豹隐，曾用笔名惺农、勺水、罗江等，《资本论》中文版的首译者，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之一，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民革四川省委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陈启修一生著述等身，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财政学、政治学、法学以及文学戏曲等多个领域。著作主要有《经济学讲话》《财政学总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新政治学》等；译著主要有《资本论》《经济学大纲》《财政学提要》《科学的宇宙观》等。陈启修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的一户书香之家，1905年东渡日本求学， 191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政治专业学习。大学期间，陈启修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先驱、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思想影响颇深，为其日后翻译《资本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留日期间，陈启修与李大钊相识，1916年接替李大钊组织成立丙辰学社（后更名为中华学艺社）并担任执行理事。1917年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并担任政治门研究所主任，开设并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课程。1923年10月赴欧洲和苏联进修，并在苏联先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1926年前往广州任黄埔军校教官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等。大革命失败后，陈启修流亡日本并潜心从事理论研究，在此期间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1930年回国后，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37年，经冯玉祥介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他与主张内战的国民党政府决裂，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1951年担任重庆财经学院院长，1956年被评为经济学一级教授。1960年，陈启修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逝世，终年74岁。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值沧桑剧变时”。中学毕业的陈启修东渡日本求学，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军阀混战，他不禁发出“行行五里一徘徊，放眼神州事可哀。东邻虎视西邻逼，安危谁是出群才？”的慨叹，并立志“愿将王母瑶池水，撒作甘霖遍大千”。在日本留学期间，陈启修结识了李大钊并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都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先驱河上肇思想的影响，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与李大钊的频繁交往中，陈启修逐渐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过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及其翻译的《资本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回国后，陈启修与李大钊一起在北京大学开设并讲授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此后，陈启修不仅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还翻译和撰写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并积极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新中国成立后，陈启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了独到见解。
执教高校：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7年，陈启修留学归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兼任政治门研究所主任，教授财政学、现代政治学、宪法等课程。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经常与李大钊等人在公开场合作爱国主义的演讲和报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支援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陈启修在北京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新课程，向学生们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同年9月，在北京大学政治系的现代政治讲座中，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具体情况，并分析了当时世界工人运动以及中国劳工运动的状况。1921年11月，在李大钊的组织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陈启修曾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发表了《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现代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的演讲。他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阐释，并分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及其积极作用，认为中国应该借鉴俄国人的经验，未来“恐怕舍实行社会主义和与国际社会党联合外，别无他法”。陈启修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首批会员，不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座。1922年3月，他被聘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的导师，指导研究组成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
1925年陈启修从苏联考察回国后，中国北方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而南方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于是，他辞去了在北京大学的教职，南下广州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讲师，参与包括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经济状况等课程的教学，并负责关于最近世界经济状况的演讲。与此同时，陈启修还兼任广东大学的教授，并作为筹备委员参与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在广州期间，陈启修受到毛泽东邀请，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讲授《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学常识》和《苏俄状况》三门课，课时长达40小时。这一时期，陈启修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学，使青年精英们开始更多地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为国民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1930年，陈启修流亡日本回国后继续回到北京大学任教。面对当时国民党针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的“文化围剿”，他奋起反抗。他在北京大学开设《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课程，系统阐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向那些求知若渴的青年学生们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那些国民党的御用学者们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行径进行有力地反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启修坚决主张抗日救国，他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参与北京大学学生会举行的抗日救国演讲。1931年12月17日，他还在北京大学成立33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第二个“五四”》的演讲，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现在是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提出要争取“救国自由权”“读书自由权”“大学自治权”等。1932年，陈启修根据自己的课程讲稿编写了《经济学讲话》，向学生们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明确指出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8月，陈启修受爱国将领冯玉祥邀请，到泰山为其举办的军官讲习班授课，主讲经济。冯玉祥也参与听课，并对他的讲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外，陈启修还给冯玉祥推荐了一些阅读的书籍，包括《新政治学》《科学的宇宙观》以及《资本论》等，这对冯玉祥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认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此后陈启修又曾多次到泰山讲学，讲授课程包括《世界政治之分析》《政策通论》《现代中国政治的情形》《现代国际政治的科学分析》等。陈启修泰山讲学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决心。
无论是在北京大学，还是在广州或者泰山，陈启修都在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通过课程讲授、讲座演讲等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让更多的有识之士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坚定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的贡献。
著书立说：学习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大革命失败后，陈启修流亡日本，开始潜心进行学术研究，在此期间出版的著作和译著超过百万字。陈启修早在读大学期间就通过河上肇撰写的《经济学大纲》和其翻译的《资本论》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进行深入研究。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陈启修曾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向青年学生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1928年，他在日本翻译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认为“这本书当作大学的经济原理的科学书来看，实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的良书”。《经济学大纲》的译本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国内共产主义者的欢迎，使很多共产党员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毛泽东主席曾经详读过这本书，并将其推荐给中央及各地研究组研读。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梦觉教授也曾受益于这本书，他说：“陈老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1930年，陈启修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的基础上，凭借翻译《经济学大纲》的经验和熟练掌握5门外语的优势，依据考茨基编写的《资本论》德文版开始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与货币》的翻译工作。在翻译的过程中，他还参考了河上肇和宫川实的日文版译本以及其他译本。在很多名词术语没有中文翻译可借鉴的情况下，陈启修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当遇到名词概念、地名等难以翻译的内容时，陈启修增加了注释以便于读者理解，整个译本共增加了47条“陈注”。此外，译本除了包括《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正文以及第一版和第二版序言外， “为谋中国读者的便利起见”，陈启修还加入了《译者例言》《资本论旁释》和《考茨基国民版序》等内容，使读者能够“得到一些在读《资本论》以前应该知道的智识”。为了更好地体现马克思原著的思想内容，陈启修甚至自创了一些字来尽量还原原著的意思，虽然这些字没有被后人采用，但这种尝试在翻译史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陈启修的《资本论》译本最终以第一卷第一分册的形式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虽然《商品与货币》的内容只是《资本论》中的一小部分，但却是《资本论》的基础，也是最重要、最难解的部分。《商品与货币》以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核心，在揭示商品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货币理论，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陈启修指出，“我们只要能明白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性质，则从前一切规定还未完全具备的商品也就可以知道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开启了中国翻译《资本论》的序幕，在他之后有王思华、侯外庐、潘冬舟等多位学者参与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陈启修翻译《资本论》时正值国内革命陷入低潮，很多革命者都处于低迷、徘徊中，《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的发行为迷茫中的革命者们指明了道路，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陈启修不仅翻译了《资本论》，而且对《资本论》的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的结论。从日本回国后，由陈启修讲述，徐万钧、雷季尚记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于1932年出版，旨在向人们介绍研究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书中陈启修对科学、社会科学进行了界定，他指出科学的作用就是在认识社会现象的基础上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并对其进行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世界是物质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并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之中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陈启修从认识基础论、认识的具体方法论、宇宙观点论、思维方法论、实践方法论五个方面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存在决定思维，但是二者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及运动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事物中应该找到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中主要方面才能正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宇宙是物质的也是统一的，所有宇宙现象都是相互联系并可以互相转化的，并依据辩证法的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三个根本法则在不断地发展运动。他认为形式逻辑是“常识论理”，辩证逻辑为“矛盾论理”，“辩证论理在思维的根本原则上，克服了形式论理的自同律、矛盾律、排中律；把握了‘相对的同一，绝对的不同一’的原则”。他指出应该按照辩证唯物论来树立“意义更加远大正确”的人生观，“使自己所属民族及世界各民族都早日脱离由不合理制度而带来的痛苦，同登自由王国”，这也体现了陈启修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鲜明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在当时是极其宝贵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也贯穿于陈启修日后的学术研究中，成为他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有力支撑。
除了著作外，陈启修还编写了多部教材，在期刊和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利用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分析当时中国的状况、支持学生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让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得到了更广泛的播撒。
投身革命：践行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
陈启修从苏联进修回国后，就积极参与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1925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软弱卖国政策的关税自主运动。各地群众也纷纷成立关税自主促成会，要求获得真正的关税自主权。1925年10月28日，陈启修发表《关税会议与国民经济》，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掠夺行径，指出“所谓实行值百抽五之外更增抽百分之二、五一项，不过是当时敷衍中国的东西罢了”，并对北洋军阀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所谓的关税会议“简直等于供给军阀内战资金”。他对真正的关税自主权进行了分析，反对以加厘和分期来实现关税自主的主张。关税自主运动迅速进入高潮，北京各大学以各种形式进行运动，陈启修一直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物。11月22日，由北京各团体组成的2万人的关税自主示威运动大会爆发，陈启修主持通过了包括关税自主案、民众自由案的决议。关税运动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
在关税自主运动的同时，北京又爆发了以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建立国民政权为目的的首都革命。11月28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指挥下，5万名群众集合，通过了“即日在京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之任务，对内保障人民一切自由，召开国民会议，对外实行国际平等”“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等三项决议。29日下午，5万多名群众再次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陈启修等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最后会议通过了“从即日起解除段祺瑞一切权力，由国民裁决”等7项议案。虽然“首都革命”最终由于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国民党上层的不作为而没有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却也给了反动军阀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显示出人民革命力量的伟大。
1925年12月，日军出兵阻止郭松龄进攻张作霖，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带领下，北京掀起了反日进兵运动。12月31日，北京各界举行反日进兵大会，陈启修为8人主席团的成员。1926年1月13日，陈启修参加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举行的反日大演讲。14日，北京各团体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数千人的反日示威运动大会，陈启修作为主席团成员提出“对日宣战”“与日本断绝经济关系”等十二条议案，一一交由群众表决。1926年3月初，日舰用机枪扫射中国军人并炮击大沽口，激起了北京群众的愤慨。3月18日上午，8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和140多个社会团体共2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陈启修与李大钊等人是8人主席团的成员。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段祺瑞政府卫队在执政府门前向游行群众射击，造成47人遇难、200多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也正是由于这次活动，陈启修成为段祺瑞政府拟通缉人员，不得不南下广州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陈启修到达武汉，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曾作为宣传者组织发起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也曾参加领导农民运动等工作，他一直站在革命的最前沿，参与了与蒋介石、国民党内反动分子的激烈斗争，最终受到蒋介石政府的通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陈启修不得不流亡日本。
1930年5月，陈启修从日本回到中国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陈启修参加了北平地下党秘密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作为平达法商学院的负责人。抗战期间，陈启修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曾撰写大量关于坚持抗日、反对投降以及战时经济等方面的提案。抗战胜利后，陈启修反对国民党的内战主张，毅然与其决裂并积极支持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运动。1949年，陈启修一边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一边组织护校运动来迎接重庆解放。
陈启修不仅是书斋里的学者，而且是革命运动中的勇士，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抗击日本人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中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参与新中国建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重庆解放后，陈启修在重庆大学任职，1951年任新组建的重庆财经学院的院长，1952年调任到四川财经学院任教务组组长。他曾任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常委，也曾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他在教学的同时，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1957年4月召开的四川省政协会议上，针对我国当时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工农业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这一难题，陈启修提出了“计划生育论”。他建议通过“提倡晚婚”“使已婚的青年夫妇不要在一个地区或一个机构工作”以及“采取安全期避孕”等方式来实行计划生育。陈启修“计划生育论”与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提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同时也与毛泽东在当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人类要控制自己、有计划地增长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1959年7月，陈启修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了四川财经学院第二次科学讨论会，面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他作了题为《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看法》的发言，发言分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两个部分。在商品生产部分，他认为商品生产起源于人类的社会性劳动，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垄断“使商品生产受到很大的阻碍，一方面扩大了劳动生产的社会化，但同时却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使商品生产进入了一个大飞跃”。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具有广大的发展前途，即在共产主义阶段，商品生产恐怕也还要存在”，只要生产的社会化存在，那么商品生产就仍然是人类所需要的，即便日后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只不过是分配方式的不同，不影响商品生产的存在。由此他推导出商品生产的定义，“即是说不是为生产者自己消费而是交换与别的生产者供其消费的，这种生产就是商品生产，所交换的生产物就是商品”。在价值规律部分，他指出，价值规律包含“不同种类劳动化为等值劳动的规律”和“同种劳动之间的量的决定的规律”。他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的平均劳动决定的”，消耗劳动少的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这一规律能够促使劳动生产技术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重新分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仍然存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仍然在起作用，并且因为新兴行业的发展而得以扩大；社会再生产重新分配的调节作用仍然存在，但是由原来的自发调节转变为被计划所取代；价值规律仍然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在共产主义阶段，价值规律也依然存在，只不过其作用会发生变化，自发调节范围会缩小，人类计划调节的范围会扩大，同时价值规律仍然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陈启修提出他反对“外壳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产品实质上就是商品。同时他也反对所有制论，认为是否存在商品生产与所有制无关，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商品生产，比如“国营企业内部也有商品生产”。他还认为“计划规律与价值规律是有矛盾的”，这在当时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正确处理好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当时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下，陈启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系统阐述和分析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也并不过时，充分体现了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精神。
陈启修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但他始终秉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坚持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阐述中国面临的问题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在革命运动中一直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进行了系统阐释，这些学术观点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陈启修的一生都在为研究、宣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而不断奋斗，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传薪者。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