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右）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作者/供图

　　学人小传

　　孙昌武，1937年生，辽宁营口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79年任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攻隋唐五代文学、佛教文学与文化，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较早从事宗教与文学研究的学者，在国际宗教与文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著有《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佛教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禅思与诗情》《隋唐五代文化志》《柳宗元评传》《道教与唐代文学》《中国佛教文化史》（五卷本）等25种；古籍整理有《观世音应验记（三种）》《祖堂集》《韩愈集》等6种；译作有《中国诗歌原理》《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古小说》等5种；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当一个人把精神追求视为第一生命，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世间所有的利害关系和物质欲求。无论怎样的艰险与困境，都不能动摇他心中对真理和精神价值的执着追求。具备了这样的执着忘我精神，就能达到所谓“修成正果”的境界。孙昌武先生的学术人生，便是这种执着追求到达成功彼岸经历的真实写照。

　　荆棘坎坷 艰难求索

　　孙昌武，祖籍辽宁营口，幼年失怙，后随母亲到北京上中学。他勤奋好学，不但阅读了很多古今中外名著，还自学了俄语。青少年时期，他的俄语就达到了口语笔译顺畅交流的程度，中学时翻译苏联作家别里科夫的作品《巴甫连柯的创作道路》，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节点。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各种复杂情况，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尊重知识、尊重文化成为当时的主流观念。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满怀读书热情的孙昌武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希望在书海遨游驰骋，实现读书兴国的宏愿。

　　南开大学自建校起即有国文学科，并一度设有文学系。1937年组建西南联大时，原南开大学文学系张清常、邢公畹等几位重量级教授加盟西南联大中文系。至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南开大学正式建立独立建制的中文系。除了引进大量著名学者加盟外，教育部特别选派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出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到1956年孙昌武考入南开大学时，经过院系调整的南开大学中文系已经渐入佳境，进入全盛时期。

　　入学后，孙昌武和很多同学一样，满怀热情，踌躇满志，很快投入紧张而充实的学习生活中。他现在还记得，那时喜欢学习的同学除了上课，课余大量时间都沉浸在图书馆的苦读中。每当结束一天的课程和自习后，他往往和一二好友买一袋小吃，漫步于新开湖畔，分享交流一天的学习收获，再回宿舍休息。他说这是大学时代最幸福和快乐的时光。

　　因为某些原因，1961年，大学毕业的孙昌武被分配至东北小城营口，任营口师范学校老师。在营口，他一待就是18年。

　　对于曾经满怀热情、憧憬美好未来的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人生际遇似乎过于残酷。尽管如此，现实并没有改变孙昌武对于真理的执着和对于学术的追求。

　　在营口师范学校完成正常教学工作的同时，他给自己制定了读书和研究计划，并且长年持之以恒付诸实施。那时，孙昌武全家住在窄小的平房中，冬天的墙上挂着白霜，墨水瓶中的墨水都结冰了。为了晚上的青灯摊书得以维持，妻子总要烧一盆开水，放在孙昌武脚下，让热气温暖他的身体，融化墙上的寒霜和瓶中的墨水。多年来，虽然身处难以想象的逆境，且当时的形势又每况愈下，但孙昌武始终没有被困难压垮。他锲而不舍地坚持读书、钻研学术的动力，正是源于他对真理的执着和对国家社会光明前景的信心。

　　锁定目标持之以恒

　　学界大都了解，孙昌武的学术研究起步于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研究，继而扩大到唐代文学研究，再进一步发展到整个唐代文化研究。这个轨迹和走向，充分显示出孙昌武学术视野的扎实和开阔。

　　孙昌武最早选择的唐代文学专业方向定位，从大学入学不久就明确下来了。

　　1956年，在大学一次全系学生大会上，系主任李何林向全体学生宣讲了中文系的培养目标和大家为此应该做好的准备。大意是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培养学者。所以，大家要按学者的方向打造自己，早些选择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李何林先生的话在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有些学生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听了这番话大失所望，有的甚至干脆退学了。而另一部分学生则大受鼓舞，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孙昌武属于后者，打算走学术之路。他从中学时就读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古代文学选本，对古代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从那时起，他就立志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其中唐代文学又是古代文学的重要部分。从大学毕业到营口工作期间，孙昌武的主要精力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

　　1965年，孙昌武在《文史哲》发表了《司空图〈诗品〉研究的几个问题》。其主要观点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批评否定唐代司空图《诗品》所提出的诗歌神韵意境说的唯心主义倾向，以及当时学界肯定这一诗歌主张的学术观点。这个观点与今天学界主流观点相左，但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环境，显然能够理解。而且即便在那个时代，这篇文章在批评司空图及其推崇者的同时，仍然对司空图《诗品》中某些诗境的说明，及其阐明理论的形象比附方法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除此之外，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就是证明当时孙昌武在学术上已经具备了学术功底和研究能力。该文发表时，孙昌武大学毕业刚刚4年，年仅28岁。抛开文章观点，无论是司空图《诗品》，还是学界相关研究前沿状况，他都了然于心。同时，他能从前沿动态中分析思考，拎出一家之言，自圆其说，并且能够在《文史哲》这样的学界重量级刊物发表学术观点，更加难能可贵。在磨难中坚持追求学术理想的惊人努力，换来了成功的验证。

　　1978年，改革开放春回大地，形势的变化给孙昌武带来了命运的改变和无限的学术希望，母校南开大学向他伸出关怀之手。在毕业18年之后，孙昌武终于回到母校任教。从此，他的学术生命历程呈破竹之势，厚积薄发，学术成果琳琅满目，泽被后世。

　　不断探索勇攀高峰

　　20世纪70年代后期，获得学术新生的孙昌武把学术研究领域锁定在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唐代古文运动代表作家上，先后出版了若干学术专著，发表过诸多学术论文。从这些成果的内容来看，它们既各有特色，又相互支撑。尤其明显的是，这些成果在内容上不断完善革新，一直处于补充变化和升华中，从中能看出孙昌武对这些研究对象的不断思考、不断探索。

　　孙昌武的第一部学术力作是《柳宗元传论》。在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书中部分精华内容改写的论文已经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公开发表。而发表的时间基本集中在1980年前后。不难看出，从1979年调回南开大学到这些重要文章井喷式发表，仅有一年时间，他不可能在回到南开大学之后才动手写作。符合逻辑的解释只能是：这部洋洋40万字的巨著，实际上是孙昌武蛰居营口时期多年苦读钻研的结晶之一。正是基于优秀学者的基本素养，奠定了孙昌武在国内柳宗元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学者匡亚明发起编写《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丛书，孙昌武受邀撰写其中的《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可见，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这二十年间，孙昌武在柳宗元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愈加强化。但孙昌武却认为，该书中文学研究相对不足，甚为遗憾，并且希望在另一位古文运动大家韩愈研究那里得以弥补。

　　在深入进行韩愈研究之前，孙昌武曾出版了《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将韩愈、柳宗元等古文运动领袖人物的研究汇入整个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中，由此拉开了韩愈研究的大幕。韩愈研究是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研究的又一重镇，他先后出版《韩愈散文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韩愈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初版，2013年新一版）、《韩愈诗文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韩愈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与柳宗元研究相比，孙昌武的韩愈研究似乎更偏重于艺术方面。他在《韩愈散文艺术论》“后记”中强调，《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二书谈艺术偏少，希望能在《韩愈散文艺术论》中得到补充，从中可以看出孙昌武在学术问题上的不懈努力和虚怀若谷的风范。

　　在柳宗元、韩愈和唐代古文运动研究的基础上，孙昌武又将唐代文学研究提升扩大到整个隋唐五代文化研究。21世纪初，萧克将军主编百卷本《中国文化通志》。这项浩大工程包括中国文化“纵横”两个维度的多种角度，并且采用向国内外公开招标的方式组织编纂。当时，孙昌武虽年近古稀，仍然主动请缨，积极申报并获批承担《隋唐五代文化史》撰写工作，该书于1998年随全套通志出版。全书在总结梳理隋唐五代文化背景和特征基础上，从教育科举、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宗教、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总结梳理隋唐五代文化的基本脉络和总体面貌，是全面了解隋唐五代文化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从中可见孙昌武在唐代文学与文化学术研究道路上持续不断和逐步深入的学术追求与研究。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重大转变和无限生机。此前机械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体系为古代文学研究设下的众多障碍不断清除，代之以历史文化学及文学本身的研究视角。孙昌武就是这个时代进步潮流中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另辟蹊径 精益求精

　　应该说，能够代表孙昌武学术成就，奠定其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的，还是他的佛教文学与文化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极致的境界。他为此曾遭遇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也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学界，佛教与古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1979年孙昌武回南开大学任教，正是佛教文化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刚刚起步之时。他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成为国内最早一批从古代文学研究转向佛教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学者。

　　孙昌武对佛教与文学关系的兴趣，产生于思考古代文学研究过程之中。此前他在研究韩愈和柳宗元两位人物时，一直都在强调他们与佛教对立的“辟佛”一面。但在对两位作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孙昌武发现，无论是他们的文字作品表述，还是行为本身，都很难说与佛教是水火不容的关系。他在《柳宗元传论》一书中，实际上已经充分肯定和论证了柳宗元思想中的儒释统合问题。如果说这个论断主要基于思想层面的话，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孙昌武则花大气力从佛教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上来研究唐代文学及整个中国文学。随着研究的推进，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佛教与文学关系的重要学术论文，如《王维的诗歌创作和佛教信仰》（《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佛教影响的研究》（《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等。这些论文已经基本奠定了他在佛教文化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专家和权威地位。但他仍然不满足既有的成绩，还花费更大的气力把佛经佛典搞透，进而更加深入地研究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了一个佛学讲习班，主要请老一辈佛教学者（主要有黄心川、巫白慧、虞愚等著名佛学专家）为中青年佛教学者和大专院校教师授课。孙昌武听到这个消息时，班上授课已经过半，但他还是积极报名参加听课。这个班每周六上午八点半开课，那时京津之间没有高铁，快车也要两个多小时。听课这天，已经46岁的孙昌武需要早上五点多赶最早班公交车到天津站，再赶最早一班火车。八点多到北京站下车后，他需要一溜小跑赶到建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室，才能不迟到。在班上，孙昌武主要听了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弟子、精通法相唯识之学的虞愚先生所讲的《因明入正理论》和《百法因明论》。这次学习让孙昌武眼界大开，收获颇丰，他认为是虞愚先生的授课和点拨使他真正进入了佛学大门。这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佛教和佛教学术重点要放在准确理解名相即佛教概念；二是要关注佛教部派的划分及其教理的基本内容、特点等基础知识。尽管师从虞愚先生的时间不长，但虞先生却是真正指点迷津，把孙昌武引向学习佛学正路和入门的导师。这个学习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孙昌武孜孜以求、永无止境的求学精神。

　　可以说，这次讲习班学习是孙昌武从事佛教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转折点，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佛学态度和治学理念：一是把佛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自身去信奉实践的宗教信仰；二是始终把佛教的中国化作为佛教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底线和基础。从此开始，孙昌武出版发表了大量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论著，把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推向了高潮。

　　孙昌武从中国佛教文学与文化的普及性研究起步，在对佛教文化进行了整体性的概括、梳理和描述后，将研究视野拓展得更为广阔。《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是孙昌武较早期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成果，他撷取了维摩与观音这两位大乘佛教中影响面最广、知名度最大、接受最为普遍的菩萨，从民众信仰的独特角度出发，总结梳理中国士大夫佛教与世俗佛教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佛教信仰体系，为学界的中国佛教与文学研究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开创性基石。

　　除了对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作出一般性描述外，孙昌武的另一个核心学术思想是探讨禅宗思想与古代文学之间的交互关系。他是国内学界首位提出“禅文学”概念的学者，对禅宗影响作出了全新评价。《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年版，2006年增订版）即是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例证。“禅思”指禅宗史上从东山法门到南禅宗、洪州禅、分灯禅的思想演变轨迹，“诗情”是指诗歌史上的盛唐诗、中唐诗、晚唐至五代诗、北宋诗的文学演变过程。孙昌武通过大量事例分析，探讨说明二者之间禅史与诗史、思想与情感的互动逻辑关联，进而发现总结佛教与文学之间的有机关联。该书角度新颖，论证缜密深入，是学界佛教与文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奔腾认为：“孙昌武对中国禅宗的发展，禅文学的发展，禅宗对诗歌、诗人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描述’，这些问题看似都已为很多人涉及过，但孙先生的研究论述精深，发人之未见，更令人信服。”

　　此后，孙昌武并未停下佛学研究的脚步。经过近30年孜孜以求的钻研，孙昌武对于佛教在中国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和认识。2010年，长达180万字的皇皇巨著《中国佛教文化史》五卷本问世，这套丛书正是孙昌武多年来对中国佛教文化深入研究的结晶。

　　在孙昌武看来，之所以要将中国佛教文化作为一个独立整体加以系统研究，固然是由于佛教在与中华文化长期相互磨合、相互交融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体大思精的中国佛教文化，并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三大支柱之一所致。更重要的一层原因在于：尽管信仰是宗教的核心，但是在具有浓厚理性精神和人本观念的中国传统中，佛教文化本身已超越了纯粹的信仰意义，取得了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基于这样一种深思熟虑的文化信念，孙昌武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观点：“中国佛教的核心和特色不在其信仰层面，而在于其文化层面。”这个高屋建瓴的深刻论断，准确概括出该书的全部立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其为人们正确认识中国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视角，并把学界的佛教文化研究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水到渠成 如鱼得水

　　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佛教文化与文学研究破冰方队的领军人物之一，孙昌武在该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为学界所共识；同时他也能够与国际同行对话，是世界汉学领域屈指可数的杰出中国学者之一。

　　艰苦的环境锤炼了孙昌武坚毅的品格，更坚定了他求知的治学态度。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他深刻认识到做好学术研究必须熟练地掌握外语，这既能更好地与国外同行交流，也能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多年来，孙昌武一直十分注重外语学习，他在早年熟练地用俄语进行会话阅读和翻译的基础上，又自学了英语和日语（阅读翻译）。外语方面的苦读和积累，使他在学术研究中如鱼得水般地与国外同行交流，成为出类拔萃的国际型学者。

　　机会是为有备而来者准备的礼物。外语为孙昌武插上了翱翔学术天空的翅膀，使他能够自由地在国际学界飞翔驰骋。1984年，孙昌武以中国大学教授身份，赴日本神户大学任教，1986年结束访学回国。两年间，孙昌武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外，又以他扎实雄厚的学术积累和外语能力，打开了与国际学术同行交流接轨的大门。在此期间，他不但与国际汉学、中国学领域的外国学术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结识诸多国际同行，建立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并且代表中国学界多次参与出席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中国学术尤其是中国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仅如此，孙昌武还不遗余力地为国内学者的对外学术交流提供了大量帮助，促成了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对外学术交流事项。1993年，孙昌武应邀到韩国岭南大学任教，获得高度赞誉。1995年，韩国高丽大学又邀请他去该校任教。孙昌武在与该校进行沟通后，竟然把这个机会让给了笔者，让笔者有幸赴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任教一年。据现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湛如介绍，他在20世纪90年代赴日本留学前，曾专程拜访孙昌武。孙先生向他介绍了很多日本汉学学者，尤其是佛教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为湛如在日本的学习交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笔者和孙昌武已经结识30多年，以笔者对他的了解，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大约70年的人生历程中，孙昌武先生除了学术，好像什么也没做过。他几乎没有其他嗜好，甚至缺乏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1993年，受邀去韩国岭南大学任教时，因为孙先生不会做饭，生活没人照顾，校方只好派专人来负责孙先生的饮食起居。尝到这个苦头，校方很快紧急办理孙昌武的夫人高老师赴韩事宜，这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俗话说“有舍有得”，孙昌武在其他方面的放弃之“舍”，换来的恰是学术领域的惊人之“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正是对孙昌武先生学术人生的精准概括和真实写照。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