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学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面对巨变产生的冲击、形成的约束、提出的挑战，政治学更需要自觉自省、自立自强，在时代的快速变化中体现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

　　“时代性”和“实践性”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精神气质。所谓“时代性”，就是因应时代的发展，自觉在研究方法、学术话语、研究范式等方面进行自我更新，以保持学科活力和吸引力；所谓“实践性”，就是始终面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善于将实践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回应实践的需求，以彰显学科价值和不可替代性。

　　这种精神气质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经过几代政治学人的共同努力，接续传承，凝聚升华而成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同志的号召下，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得以恢复。在通过“取经”“效仿”等方式快速“补课”的同时，几代政治学人积极回应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主动面向丰富多彩的中国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使命—实践”双轮驱动的学科发展道路。林尚立在评价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时说，“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鲜明问题意识和学术自觉的独立学科，从一门阐释经典论述和政治理论的学科发展为一门研究政治实践、揭示政治运行规律的学科；从一门谈论历史、畅想未来的学科转变为立足当下、回应时代、剖析现实的学科。

　　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以及话语建构直接反映着中国政治实践的展开和深入。中国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为政治学设定了根本的研究议程，提出了明确的研究议题，供给了学术话语构建的基本资源。比如，民主、选举、权力约束、放权、参与、制度化等推动改革的理念，不仅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成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性概念。再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拓宽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议题，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对话创造了条件，为许多探索性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中国政治学研究，必然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归宿，富有中国特色的。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不仅是政治实践的学术反映，还以自觉而能动的方式参与政治实践，以研究方法创新验证实践探索创新，以学术话语更新为中国故事提供学理表达，以研究发现促进实践深化，从而揭示中国特色政治实践背后的一般逻辑与中国政治文明探索的世界意义。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尤其是国家职能理论的深入挖掘和讨论，为政府职能转变，国家中心工作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知识供给。再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发展政治学中“政治秩序”议题的关注、90年代后期对“国家能力”议题的讨论、21世纪以来对“治理”议题的引介讨论，都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和知识支持。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发展经验受到各种形式的广泛关注，中国政治学人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邓小平提出要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研究上“赶快补课”的意味深长。

　　带着这种精神气质，中国政治学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着诸多新变化和新挑战。就学科发展而言，有三个变化正在得到整个学科的普遍关注。

　　一是随着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多，政治的弥散性和重要性日益突出，政治学的学科价值进一步彰显。在不确定的时代，任何一个判断、选择、行动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具有高度的政治性。面对这些不确定性，不能靠明哲保身、封闭求全、诉诸“阴谋论”来应对，而应该崇尚“大政治智慧”，寻求共同价值、共识达成以及协调合作。政治学作为一门关注维护和提升公共利益的学问，因应了时代需要，应该有更大的发展，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更为丰富而有力的价值资源、方法手段及行动选择。

　　二是尽管政治现象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但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都越来越关注政治现象，为观察、分析和解释政治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话语，与政治学形成竞争。在政治现象研究不断开放的条件下，只有加快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和交叉，加强研究方法和话语创新，政治学才能保持对复杂政治现象的天然敏感性和敏锐洞察力，才能保持这门古老学科的活力和吸引力。

　　三是在学科目录调整中，政治学从“大政治学”瘦身为“小政治学”，那些价值性强或者应用性强的学科从政治学中分离出去。这虽然缩小了政治学的覆盖范围，但是对其专业性、学术性，尤其是如何为分离出去的相关学科提供基础性支撑提出了更高要求。政治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地位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更加集中在国家本身。在学科分化中，中国政治学必须紧紧围绕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创新研究方式，走出一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

　　上述变化不是顺次发生，而是交织而生、相互促进的。面对社会政治变动、各类问题迭出，学科间竞争和融合持续加剧，政治学虽然取得了学科的建制地位，但是相对于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成长成熟，学科的知识生产能力不足、学科吸引力有限、人才储备更新缓慢，学术影响力和话语传播力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政治发展的要求和期待。

　　学术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学科不过是学术研究的制度化、组织化形态。归根到底，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由其研究水平决定的。中国政治学在新时代的发展，依然要继续坚持以学术为本，弘扬经几代学人共同缔造、接续传承的“时代性”“实践性”精神气质，找准时代的问题，发挥学科所长，提升研究水平，回应实践中的难点和痛点，推进以学术体系建设为基础和引领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首先，明确中国政治学的时代方位。中国政治学是当代政治学，回答的是当代之问、当下之问。在当代，政治学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政治逻辑是什么？这个政治逻辑是各国现代化成功必须普遍遵循的，还是中国独有的？如果是普遍遵循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制度形态、不同的运行机制？如果是中国独有的，当代的逻辑与传统政治的逻辑有何异同？中国的逻辑与其他国家的逻辑有何不同？中国式政治现代化与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是什么关系？等等。只有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研究，才能掌握研究议程设置的主动性，避免研究对象的偏差、研究焦点的散光泛化，防止研究中出现的“玄学化”“隐身化”“故纸堆化”“琐碎化”等倾向。

　　其次，系统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及其运行。当代中国政治是在“时空压缩”情境下展开的，历史悠久、规模超大、层级丰富、主体多元、变革复式、治理资源丰富等诸多因素，通过各种方式，以不同组合的形式，在中国政治运行中发挥作用，中国政治运行注定是动态的、开放的、多维度的、充满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政治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研究最富饶的学术“宝山”。中国政治学人身在“山”中，既要能识宝惜宝，也要能跳出此山，识其面目。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应该自觉避免价值“二元论”“体制论”“循环论”等简约化、决定论式的认识，善于在由党政关系、国家—社会关系、国家—市场关系、民族关系、央地关系、政企关系、制度—技术关系、组织—能动者关系、传统—现代关系、内—外关系等多种关系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政治关系中，通过分层研究、截面分析、单元判断等，拼接出当代中国政治运行的整体图景，进而揭示出其运行的主要机制和动力，认清其力量所在、内在不足，判断其演进路向、遭遇的挑战。

　　再次，重点研究中国各项制度的成熟稳定及其绩效。制度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形式，各项制度的成熟稳定、效能释放，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尺。中国政治学不仅要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各个领域、不同层次各类制度的建设完善过程、基本结构内容，更要研究这些制度之间、当代制度与传统制度、制度文本与制度运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本土制度与外来制度以及制度与观念、制度与能动者之间的关系等。制度研究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硬核，成为各个研究方向延展深化的基础。要从当代制度及其运行出发，展开思想研究、历史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从而提升制度研究的整体性和贯通性。

　　最后，坚持比较视野和方法更新。要将中国政治置于古今中外的时空坐标中考察，在中外对比中发现其特点，在古今比较中认识其变化。只有坚持比较视野，才能保持学科的开放胸怀，提升吸纳融通能力，将不断涌现的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只有坚持比较视野，才能在学术“无影灯”下全面清晰地认识中国政治，避免陷入自说自话、自我论证、自以为是的“中国中心主义”泥沼，将中国政治研究从现象描绘、经验归纳、政策诠释的层次推进到本质分析、理论总结、问题预判的层次。研究问题的拓展，倒逼着研究方法的更新，要自觉丰富研究的工具箱，提升学术共同体的方法论意识，不断提高中国政治研究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学术魅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其中，使中国政治研究成长为一门讲求研究方法、重视理论生产、坚守现代价值、人才不断涌现的学问。

　　（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