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的中国考古学界区域文明探源研究中，以“何以”为前缀、后跟区域名称的表述频频可见。这种“何以××”的语式最早见于陈星灿的书评《何以中原》（《读书》2005年第5期），该文的中心议题是：历史上最早的夏商王朝为什么在中原地区产生，简称“何以中原”。之后，许宏将“何以”这个前缀置于“中国”前面，旨在探索最早“中国”的诞生（许宏《何以中国》，三联书店2014年版），即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
自“何以中国”之后，“何以”就被诸多考古学研究者“复制粘贴”到了各自的关注区域前。这些称谓的内涵，简单来说，就是区域性文明的探源，重建区域性的历史进程。譬如，“何以良渚”“何以福建”“何以晋南”“何以广州”等，甚至外溢到相关公共领域，连一个普通的意大利主题展览都被冠上“何以”。
无独有偶，在考古学的若干友邻学科领域中，近年也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话语——“把××作为方法”。新近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项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项飙、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项飙认为，把个人经验问题化是一个重要方法，把自己的经历问题化，就是一个了解世界的具体的开始。在“把××作为方法”这一套语式中，项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相对属于一个“例外”。正如王铭铭所说，“××”大抵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区域，规模大到亚洲或中国，小到国内的地区，最近它甚至缩小到“自己”了（王铭铭《“家园”何以成为方法？》，《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一时间，似乎“万物皆可为方法”。
“作为方法”这一话语表述始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竹内好，他曾在一场题为“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讲演中，粗略地提出“作为方法，也就是作为主体形成的过程”（竹内好著、熊文莉译《作为方法的亚洲》，《人间思想》第4期）。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则希望能够通过改变以往的以世界（也就是欧美）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分析对象）的研究范式，代之“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
研究者把区域作为方法，旨在从这些或大或小的区域汲取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并将之问题化、化特殊为普遍。王铭铭近来又进一步将“区域”转化为“家园”。他说：“无论是亚洲、中国，还是岭南，抑或是自己，都是局部性和特殊性的，除了‘自己’之外，都约等于不同尺度的规模不等的‘家园’。”
要让这些小到乡土，大到世界的“家园”成为一种方法，前提是首先须弄清这类“家园”是什么样的？经历了什么样的生命历程？是什么样的历史因果造就了这样的“家园”？这就转接到了“何以××”这个问题上。“何以××”与“把××作为方法”可谓“概念不孤起，总有其邻”，一样的高频率使用，一样的与区域研究有关，故可以对读一番。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二里头乳钉青铜爵 图片来源：CFP
从具体的区域出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研究蔚然成风。依据对区域的不同定义，产生了规模大小不一的区域研究。不同的学科领域存在大量的具有自身学科风格的区域研究。不管是哪个领域，首先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划分区域，比如按照行政区划、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人文风格来划分（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区域既可以广阔如一大片地理单元，包含多个国家政体在内，比如环地中海、东南亚；也可以小至一个国家，甚至一座城市和乡镇村落。
区域研究都是从特定的地域出发。每一个被研究的具体区域对象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在历史时间中逐步发展、积累，从而形成一定的区域历史传统。例如，布罗代尔在解释“经济世界”时，认为经济世界占据一定的地域，并有一定的界限。在经济史领域，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将中国古代的城市体系分为八个大区，对中国的区域研究与城市史研究影响很大。
考古学领域更能体现分区研究。苏秉琦在1981年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区域的“区、系、类型”概念，对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及部分青铜文化做了综合归纳，提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的六大区域划分（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上海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琮 图片来源：CFP
化特殊为普通
每一个区域都是具体的、特殊的，包含了众多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何以××”的研究正是在揭露这些地方性知识。这类研究通常是长时段的。以良渚文化为例，考古学界对她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良渚本身，而是主张从距今7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开始，特别重视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过渡。中原地区更是如此，探讨“何以中原”，需要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追问以中原为中心的趋势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地方性知识”如何能成为一种方法呢？势必“化特殊为普遍”，在地方性细节和普遍宏观处之间找到桥梁，以能够超越地方性知识。比如，都是中心区（或过渡带），A中心区（或过渡带）的社会进程模式对于B中心区（或过渡带）社会进程的研究，有没有方法论层面的参考价值。如果有，那么“把××作为方法”便可成立。
良渚文化格外能说明这一点，考古学界认为，良渚文化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按照文明三要素对“文明”的界定，良渚文化中没有冶金术，发现的刻划符号算不算文字也有很大的争议。然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合良渚古城和其他区域考古发现提出的文明社会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良渚是一个具体个案，但是有关良渚的发现和地方性知识有潜力被“普遍化”为若干标准，故良渚可以作为方法，以问题式的“何以良渚”进行推广。
方法的相对性
沟口雄三的“以中国为方法”在于探索中国作为主体的形成过程，以获得客观知识。在这里，中国是“世界”中的一元。沟口雄三意在通过“多元的世界”来解构“将世界等同于欧洲（西方）”的惯性思维。谁能够成为方法，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如果放到中国内部学术研究来看，在考古学界，按照“把××作为方法”这一概念语式，长期可以作为方法的，中原地区算一个。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主流观点依然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在中国内部，中原被当作方法，整个中国则堪比“天下”（世界），是目的，所谓“逐鹿中原，欲定鼎天下”。也正因此，陈星灿首先提出了“何以中原”。“把中原作为方法”有何内涵呢？李伯谦曾说：“做这个地方、这个时期的考古，要考虑如何与中原挂钩，文化如何交流，如何融合形成华夏文明。”
的确，没有哪一个地区是完全独立孤立的，它们总是与周边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发生着或紧密或疏松、或主动或被动的联系。对于周边地区而言，中原地区是一个参照系。中原地区的文化曾向周边扩张，同时也从地方文化中汲取自己所缺少的因素，在势力扩张的过程中互相促进，地方文化逐渐被融合，在区域互动中，来自中原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其他地区的部族开始采用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这可谓周边地区将中原的标准作为标准。
随着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论起，“中原中心”论逐渐式微。苏氏的“区、系、类型”学说开始作为方法，指导多个区域的文明起源实践。从局部区域总结出来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模式也作为方法，被应用到若干区域的社会进程研究中去。也正是在多元起源的背景下，一系列的“何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这个语式的积极之处是它承接的多元论思维，要理解中国所代表的世界，也即以中国为目的的话，不能仅仅以中原为方法，而应以“多元”为方法，以“分解”为手段，重建和认识更高层次的中国图景。
事实证明，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被认识，新的区域模式和方法迭起，如良渚、红山、石峁等遗址，都呈现了独特的文化面貌和饱满的文化主体性，有潜力成为不同于中原的新模式、新方法。李伯谦就曾对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的玉器进行观察，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存在两种模式（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方法的适用范围
由此可知，多问几个“何以××”，也即“将多元而非单一作为方法”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何以××”与“把××作为方法”也有可商之处。针对当前这两种语式的泛滥，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如果所有的区域或人物都能被冠以“何以”，其至多说明规模不等的“家园”都有被研究的权利。但实际上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区域或人物之间的差异和差序是客观存在的。“何以中原”欲探讨的是历史上最早的夏商王朝为什么在中原地区产生？显然，不是所有的“何以××”都具有这样的意义。相应地，也不是所有的区域都能作为方法。
第二，方法的适用范围有多大？要认识到“××作为方法”的局限性。比如“古国、方国、帝国”模式是否在所有区域都能见到。吴春明在讨论闽中地区国家起源与社会发展时曾经提到，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提出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区域间“争夺”文明上游的竞赛拉开帷幕，将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多元论的研究推向极端，蛮番边地也要求在中国早期文明“满天星斗”中寻找优越的位置和与夏商周同步的“文明火花”（吴春明《没有帝国的东南——闽中地区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初步研究》，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2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回到起初，竹内好在“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讲演中，粗略地提出“作为方法，也就是作为主体形成的过程”。这一主体指的是政治主体、文化主体和区域主体。探索主体形成的过程，恰恰也就是“何以××”的过程。“何以××”与“把××作为方法”作为一种“理想型”的研究视角颇有意义。它们反映了人、物、区域等不同尺度的对象被赋予研究的权利。按照史料学的说法，则是体现了史料和研究对象的扩充。而各种各样的主体能否作为方法，就与该主体的“主体性”“独特性”等普遍性内涵与潜能有关，即它们具不具备“化具体为普遍”的潜力。当研究者有意将新的区域作为方法时，实际也体现了该区域存在可以被汲取的资源以供产生新的公共议题和研究领域，某种类型的重心转移也就相应实现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及中原化进程研究”（20&ZD24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