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的一次尴尬采访

　　从颇有古意的高塔的一侧顺下坡路而去，就是明媚如画的未名湖，沿着湖边平整的通道前行，经过一座古色古香的巨大体育馆，道旁又横斜出一条蜿蜒的小径，通往一大片郁郁葱葱的天地。小丘与丛林掩映，幽微灵秀，看不到尽头，那里面藏着朗润园、承泽园等好几个园林住宅区，是北大的鸿儒名家的高卧之所。就在这条小径的旁侧，有一座带围墙的幽深的院落坐落在朗润园的外围边缘，仅隔百把米与未名湖相邻，院落前有一座带石栏的小桥，但桥下并没有流水。好一个富于诗意的寓所。

　　北大，1954年的一天下午。我们诗社的几个学生在宿舍集合后就是沿着上述路线如约来到这院落，要在这里拜会诗人卞之琳。这天下午是全校社团活动时间。

　　1950年代，特别是在1957年以前，北大校园里形形色色的社团，真可谓繁花似锦，即使不说是北大校史上的一大胜景，至少在我心里也是一段五彩缤纷的回忆，仅以人文领域而言，就有文学社、诗社、剧艺社、民乐社、唱片欣赏会、合唱团……每到每周社团活动的前一天，校园里就贴满了各个社团活动的海报，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参加社会活动的，低年级学生居多。因为在这些活动里，可以增加点文化内涵，如碰上报告会、座谈会、采访等，那简直就是一个个“准课堂”。我爱上古典音乐，并能背诵出贝多芬好几个交响乐里的某些旋律以及《天鹅湖》《蓝色多瑙河》等名曲中某些段子，就是从那时参加有关的社团活动开始的。我并不是诗社的固定成员，因为自己不会写诗，只是偶尔见有意思的报告会或活动就去参加，如田间的报告会，如这次采访卞之琳等。

　　“卞之琳”这个名字，当时于大一学生的我真是“如雷贯耳”。其实，我并没有读过他多少东西，但从高中时起就熟知他诗中那脍炙人口的名句：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那是在湖南省立一中读书时，一个语文老师向我们介绍、讲解的。那位老师名叫彭靖，他本人就是一位诗人，在诗歌创作与评论方面有一些成就。他极为赞赏、极为推崇卞之琳的这一名句，使我们对它语言之妙、情境之妙、意趣之妙与哲理之妙大为叹服。说实话，卞之琳仅仅以他这一绝句就征服了我们。即使在今天看来，对于相当广泛的读者来说，恐怕也是如此。

　　那天，似乎只是诗社的一次小组活动，一行仅七八个人，西语系的同学居多。我们进入一个幽静的院落，正面是一幢古朴而精雅的房舍。北京大学继承了原来燕京大学的校址与产业，校园里有不少这种幽静的院落与古雅的平房，房子外观古朴，而内部结构与装修却是十分现代化、十分讲究。屋里寂静无声。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新生就像进入了一个高雅肃静的圣殿，只不过，当时我有点纳闷，听说这所房子是西语系教授钱学煦的寓所，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拜访卞之琳？一直到后来好些年以后，我才知道，卞之琳早年长期单身，自己没有置家，老在朋友家寄居，在上海时，在李健吾家；在北京时，则在钱学煦家。他倒是朋友缘特好的，看来，他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人。

　　对于钱学煦，我们并不陌生，他为西语系的学生开文艺理论课。他脸色赤红，一头浓浓的黑发披在大脑袋上，颇有雄狮之姿。他老穿一件军大衣，据说，是刚从朝鲜战场回来不久，他在那边当了一阵子英文翻译。他讲起课来，可不像雄狮，而像是一个老婆婆，常仰头，向着天花板，闭着眼，像是在喃喃自语，嘴里慢吞吞吐出一句又一句讲词，全是浙江土音，但隔那么两句，就要来一个口头禅：“是不是的啦？”

　　这天，钱学煦没有出现，我们在雅致的客厅里等了十来分钟，从里屋出来一个中等个子、身躯偏瘦的中年人。也许是厅里不够明亮，他又穿着一身深灰的干部服，几乎是一下就融入了我们这一群学生一片灰蓝的晦暗色调之中，而且是没有什么声响，因为他一脸沉闷，既没有跟我们一个不落地握手，也没有什么欢迎词，没有采访之前的寒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学生来找他，和他在未名湖畔碰见一群不相识的学生有什么两样？点点头也许就足够了，可我偏偏因为客厅里光线不足而没有见他点头……真是不同凡响的见面，至少是不落俗套的见面，低调而自然合理。

　　访谈一开始就冷场。本来，北大学生中，富有诗情的少年才子大有人在，可惜那天却没有一个到场，来访的学生，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没有一个是在诗园里有所作为的，看来，当时也没有一个人对诗歌园地的那一套活计有起码的经验与见地，而是都像我一样，脑子里空空如也，只是前来看看这位著名诗人是个什么样子而已，一上来，个个怯场，不敢提问题，于是就冷场了。

　　诗人更不含糊，他固守着他的沉闷。面对着冷场，他似乎乐于加以呵护，他静静地抽着烟，心安理得地一言不发，这种架势与氛围，再加上客厅里的幽静与光线的暗淡，似乎有助于使这静场凝固化了。这倒便于这些学生去好好地观看诗人，而不是去倾听诗人，他们本来就是来这里一睹风采、开开眼界的。

　　且看诗人，他面色略显黝黑，好像是晒多了一点太阳，一身布衣，很不挺整（这与他多年着衣讲究的习惯颇不相符，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似乎参加了一段农村工作，刚从乡下回城不久）。他高阔的前额，戴着一副眼镜，后面是一双大眼，他眼睛很少转来转去，甚至很少正眼注视别人，似乎总是陷于自己的内心状态，而不关注外界的动静。当他正眼看人时，眼光是专注而冷澈的，很有洞察力，甚至颇有穿透力，只是没有什么亲和力，因为他很少笑意迎人。他嘴角微微有点歪斜，但不难看，似乎是由于使劲思考而略有变形，这倒是给他的面部平添了些许灵智的生气。

　　他在静静地吸烟，丝毫也不在意这次采访的效果，甚至也不在乎来访的学生们对他的印象，而学生也不慌不忙，在静静地观察这个对象。着急的是采访的带队者，他急于把冷场变成圆场，于是只好亲自上阵，向诗人提出一个个问题，要引他开口，以打破冷场。他含糊提了几个问题，诗人无精打采地作答，仍然不断抽烟，一脸的沉闷，即使是谈到自己，也毫无通常人所难免的自恋与沾沾自喜，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次访谈没有什么兴致。和这些毛孩子谈诗有什么可谈的呢？以他的名声与地位，他有必要在这几个大一新生面前为继续积累自己的人气与声望而克制自己的腻烦情绪？如果那样岂不太庸俗了吗？他怎么会那么做？他是卞之琳呀。

　　那天，他当然也讲了一些话，但他当时讲了些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一是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一直专注于看，而不是听；二是因为他那口十足的浙江口音，我第一次听起来实在非常费劲，绝大部分都没有听懂。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