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进入文学研究所工作之前，只知道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与莫里哀喜剧译得生动传神，他的《福楼拜传》写得灵动精彩。后来，通过《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又大大增加了对学者李健吾的认识，看到了他关于西方批评史与法国文学史中名家名著名篇的渊博的、精微的学识。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定李健吾先生是高手如云的法国文学界中真正执牛耳的学者。后来，当罗大冈先生筹建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之时，我就力主李健吾应与罗大冈并列为研究会的会长。

　　也是从《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工作开始，我对李健吾先生的学术人格有所认知、开始景仰。仅以选题工作而言，每条学术材料，对于学者而言，都是辛劳阅读生活中的所获，有的甚至来之颇为不易，而《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每一则选目，其实就是一条条学术材料。我曾经见过不少学人视学术资料为个人珍贵的“私有财产”，不仅自己“学术行囊”中的一条条学术材料、卡片箱里一张张学术卡片，从不见示于他人，而且连自己看了什么书，找到了什么书，也对人“保密”。健吾先生与此截然不同，他围绕已确定的中心题旨，总是热情洋溢地提供选题，让编辑部组织人去翻译、去介绍，甚至把只有他才藏有的原文孤本主动出借供别人去翻译。我自己所译出的费纳龙的《致法兰西学院书》与菲力克斯·达尔的《〈哲学研究〉导言》，不论是选题选目，还是原文书籍，都是健吾先生主动提供的。而我之所以能在参加工作之初就能顺顺当当走上文学理论翻译的道路并多少有些成绩，首先就应该感谢健吾先生。

　　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还有一项工作更见李健吾先生无私的学术热情与乐于助人的豪爽，那便是校改译稿。这个期刊所发表的译文基本上都出自一些权威学者、教授之手，组稿的对象不仅在外语翻译方面属第一流水平，而且还要在文艺理论方面具有相当的学养。道理很明显，能译外国小说的人不见得译得好外国理论家、批评家的论著。这对一个刊物来说，自然就形成译者不够用的问题，于是，主编就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也约请一部分科班出身、中外文均佳并有一定人文学科工作经验的中青年承担一些非主打文论的翻译工作，但同时又立下了一个死规定，即这些青年学人的译文必须经过编委的审校与认可才可刊用。即便如此，事情也并不好办，因为这些编委都是权威学者、顶尖教授，或者正身负教学授业的重担，或者正致力于构建皇皇巨著，以译校这种劳役相烦，实在难以启齿。幸亏有健吾先生，他总是格外豪爽，特别热情，痛痛快快地承担了不少校稿的事务，不仅校法文译稿，而且也校英文译稿。不止一个青年学人的译稿经过他的审阅与校对而得到了发表，其中就有我译的莫泊桑的《论小说》和费纳龙的《致法兰西学院书》。对于李先生来说，这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义务劳动”。只不过，实际的主编蔡仪先生为了尊重老一辈专家的劳动，也为了保持刊物译文的权威性，规定这类青年学人的译文必须同时署上校对者的名字。因此，至今，我们仍可从这个期刊上见到桂裕芳、文美惠等人的译文后署有“李健吾校”的字样，而当年这些青年学人如今早已是名声卓著的大译家了。

　　李健吾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住在北大中关村二公寓。那是北大教职工的宿舍，环境当然不及燕南园那么清雅幽静。1955年后，文学研究所从北大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搬到了城里的建国门内，李健吾后来也就住进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东单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大楼，这幢大楼的住户还有钱锺书、杨季康、卞之琳、罗念生、戈宝权等。

　　不论是住在中关村，还是住在干面胡同，李健吾家里的陈设都非常简单朴素，客厅里没有高级的家具，书房里没有古色古香的书案与柜架，墙壁上没有任何字画条幅，虽然巴金、郑振铎、曹禺都是他多年的老友，他如果有心的话，那是不愁没有名人墨迹来装点装点的。和燕东园、燕南园好多名教授、名学者的寓所比较起来，他家毫无气派、雅致与情趣可言，陈设氛围颇像一个小康的市民之家，完完全全是一派过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景况，唯有宽大书架与旁边书几上堆得满满的书籍，才透露出主人的学养与渊博。

　　李健吾的书桌与书几，是他寓所里唯一能吸引人注意、也值得观察的景观。在我也许不尽准确的印象中，他的书桌首先是一张“古典的书桌”。也就是说，基本都是洋书，而且是古旧的洋书，一看就是多年来自己所购置的，而不是从任何一个图书馆里借用的。与他家的生活陈设、生活景况充满了日常现实气息形成强烈对照，他的书桌倒是绝无“人间烟火气”。我想，这种情形大概正反映了他在文学研究所期间一直在集中精力研究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研究与翻译莫里哀的业务状况。其次，他的书桌书几是拥挤不堪的，堆放的书足有几十本之多，而且杂乱纷呈，零散倒置，一本本都夹着书签，夹着纸条纸片，或者临时夹了一支铅笔、一支钢笔，有的仰面摊开，有的朝桌面扑俯，一看就是主人在迅速阅读时急于留记号、作眉批，或者是在查阅出处、引经据典、寻章摘句时，总那么手忙脚乱，实在是顾不上桌面的整齐。李健吾关于莫里哀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论著论文中旁征博引、注脚引文之多大有钱锺书之风，他那种学力学风的原始状态与奥秘就正是在他的书桌上……我曾经对李健吾学术文章中思绪的灵动、视角的多变、论点的飞跃感到惊奇，自从见了他的书桌书几之后，我便愈益明白了。其原因就在于他读得多、见得多，食粮的来源广、品种杂。他没法不兼收并蓄，没法不丰富，他的文章没法不像倒在杯子里的啤酒一样，丰饶得直冒泡……也许，正是在如此成堆的、卷帙浩繁的资料中他常常会应接不暇，他在思绪与思绪之间、论点与论点之间经常转换得太频繁，而且，他手写的速度肯定大大跟不上思想的灵动与飞跃，以至于他的手迹往往像天书一样难以辨认，愈到他晚年，就愈是如此……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