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作为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习俗，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承载着丰富的生活历史基因。我国民俗学历经百余年发展，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俗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现代民俗学通过对民间文艺资料的收集整理、对民俗生活的研究和认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民俗学研究中彰显出中国风范。

　　兼收并蓄充实理论体系

　　中国民俗学形成于20世纪初，开端于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调查会”和其后的“风俗调查会”的成立。1927年，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在其影响下，全国掀起了民俗学研究的高潮。

　　我国民俗学处于持续的丰富与发展状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周大鸣表示，中国民俗学一开始就正确把握了民俗学研究方向，即抛弃了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学，重建民众的历史，并开辟了多学科参与之路。这些都是民俗学良性发展之道。

　　以早期民俗学研究为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历史学系和中国语言文学系均设有民俗学专业，研究视角方法各具特色——人类学强调田野，注重整体；历史学寻找根据，侧重梳理；文学关心文本，挖掘传承。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与交流，民俗学研究没有完全湮没在某一学科体系下，而是在各学科中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

　　在民俗学当代转型过程中，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记忆理论、现象学流派、实践论、田野调查方法等理论流派和方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系主任萧放表示，在有关结构与解构、野蛮与文明、本真与建构、文本与语境、传统与现代、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科学与文化的讨论中，上述流派不仅提供了分析民俗事象、文学文本、日常生活的方法，而且提供了诸多视角与观点。

　　学科间密切协作是研究民俗学的客观要求。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团队在“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中，集合了哲学、礼仪、宗教、技术、文化遗产、农业经济、量化统计、环境政策、公共管理、非政府组织等领域的学者，广泛关注从乡规民约到非遗保护中的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张力，再到地震后乡村重建过程等主题，以多学科联盟开展日常生活文化的整体研究，收到良好成效。

　　当代民俗学不仅要继承发展传统民俗学的合理内核，还要吸收其他学科的“养料”来充实自身，丰富理论体系。在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黄永林看来，民俗学要发展，必须伸出“两手”，一手伸向人文社会科学，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中汲取理论和方法优势；一手伸向自然科学，引进与借鉴计量统计方法、系统科学方法、数学建模方法以及新的科学研究技术手段等。

　　扎根生活拓展研究视野

　　一般认为，传统的民俗研究是朝向“过去”的，民俗之“俗”是事象、文本本身，民俗之“民”是以劳动人民为代表的民众。当传统的“民俗”概念越来越显现出其局限性时，我国民俗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替代性概念，诸如“日常生活”“生活世界”“身体民俗”等，从不同方向为民俗学打开了新的视野与广阔的研究空间。

　　北京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教授高丙中借鉴现象学中“生活世界”理论，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扩展为民众的生活整体，将日常生活作为民俗学的“对象”“方法”与“目的”，将民俗作为实现日常生活研究的途径。这对民俗学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众多学者以理论对话或经验研究回应了这一理论。

　　当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当我们把“生活世界”作为民俗的意义来源和服务对象、作为民俗学的认识论基础，民俗学学者就有了新的研究空间。高丙中表示，对于“民”的实情实景的调查，要注意如何从同质性的群体落实到差异性的个体。个体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有个人情感、个人意识，是具有主动、积极意志的主体，是自为的、具有反思能力的主体。同时，个体又在群体中存在，有自己的社区、社团，从而具有特定认同、特定集体意识。因而，日常生活研究要紧跟人及其社群活动，观察他们在生活的整体性与民俗模式之间、在文化的传承性与生活的创新及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书写新型民族志。

　　与以往基于民俗事象与文本中心的研究不同，以实践为中心的民俗学研究，需要发现事件之中各类因素在时间与空间中的联系，并描摹这些联系变化的轨迹。萧放表示，这些联系及轨迹都通过身体性的行动展现出来，但同时也被话语所讲述和反思。基于这种认识，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团队在“百村社会治理”项目中，首先找到行动者群体，确定行动者的范围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例如，在研究浙江某一乡村规约时，他们先将关注的对象从客体性的民俗转变为历史社会互动中的实践主体，围绕“村规民约”制定过程、矛盾争议甚至消亡废止过程，重点研究行动者群体及其内部联系。倾听行动者的解释，通过他们的“引用”“复述”“比喻”与“象征”来理解他们观念中的世界。

　　民俗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研究最实在的民众生活、社会实践。周大鸣表示，民俗事象的源起、传承与变迁具体地联系着一方民众的生活，并随着社会状态的变化而经历着不断调整的过程，伴随时空背景的转换、自然环境的变化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因而，开展民俗研究，不仅要关注民俗的发展变迁轨迹，而且要将产生这一民俗事象的时空背景与更大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相互整合，形成系统并加以研究。

　　构建新民俗文化体系

　　从民俗学角度来看，于日常生活中养成的民俗，在人与人的协调中发挥着支持性的文化功能。随着社会生活、观念意识以及传播媒介的发展，民俗常常会在环境压力下，通过新的形态实现发展。

　　民俗是一种不断产生、演变、发展的活态文化，民俗传统不仅是一种文化承继，更是一种文化建构。黄永林提出的民俗文化发展理论，倡导以发展的、动态的观点来看待和研究民俗事象，把目光转移到沸腾的社会生活，关注和研究当下生活中异彩纷呈的民俗，探求民俗文化中人的主体意识，探寻一代又一代人在传承发展民俗文化中的作用轨迹，从而更好地为现实社会服务。

　　在民俗发展过程中，民俗自身的文化基因、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纷至沓来的外来文化冲击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文化生态，对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产生着重要影响。据此，黄永林提出了民俗文化生态结构模式图。在他看来，民俗文化生态是由一核与多元构成的多层次生态发展场景。位于中心的核是民俗文化基因，包括民俗文化中的元文化，即原始文化精神、文化价值、文化情感等内容。这是民俗文化中相对稳定的因素，也是区别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和不同民俗事象的核心标志。其外围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科学技术发展、外来文化冲击以及自然环境变化等构成的文化生态是变量，既是其特征形成的基础，也是推动其发展的力量。

　　民俗学要追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不断地随着时代环境、技术条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要追踪他们的情感、价值观、生活选择发生了哪些变化；要追踪人在生活质量改变过程中，其生活文化发展和变化情况。萧放认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为民俗学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百年来，民俗学人对民间文化的发掘、记录，积累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备选文案，各种民俗志、民间文学集成为地方社会生活的活态文化传承载体。他们广泛参与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传承人的申报与评审，在其中发挥专业优势。在高丙中看来，这使民俗学有机会参与中国现代以来的国家建设，并从中获得持久的动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上民俗学不景气，而我国的民俗学却一枝独秀。

　　2000年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逐渐在我国流行开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民俗学在我国的大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当大量的民俗项目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时，“民俗”所内含的时空意蕴使民俗学彻底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民俗学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链条补齐、贯通后，很多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都有了更好的表述机会。在高丙中看来，重建民俗学的时间意识，其动力首先源于学科内在积累的演化，而更直接的外部推动力则是时代的社会文化实践，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他表示，民俗学需要在国家与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发展。

　　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丰富多样，新旧民俗、中外民俗相互交融的特征日益明显。黄永林表示，民俗学界应高度关注如此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民俗文化，加强对新民俗的研究，积极探讨如何建立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规范的新民俗文化体系。

　　在这个人口高速流动、文化高度杂糅的时代，个人、小群体的生活与他人的相关度更加紧密。高丙中表示，这种生活的构成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民俗实践，如果能够介入其中，民俗学将获得巨大生命力，并为构建“世界民俗学”提供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