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明的碰撞交流，文学语言发生了现代性转变，传统诗歌在体式方面不得不进行相应的变革。1900年2月，梁启超的《汗漫录》在《清议报》第35册发表，成为楬橥“诗界革命”的著名篇目。梁启超在《汗漫录》中认为，“诗境”被鹦鹉名士陈陈相因的腐旧气占据，与当时的时代不相契合，诗界革命之真意是：“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诗界革命的主旨是“革其精神”，而“新精神”“新意境”的输入必须依靠“新语句”。新语句与诗“体”之间存在龃龉，松动了传统诗歌的规范体式，为传统诗歌的现代新变迈出了关键一步。

　　第一，关于“新意境”。梁启超认为古典诗歌之“境界”过于成熟老化，必须以进取精神为指导开辟新的诗歌疆界。梁启超所谓的“新意境”并非中国传统诗歌中的审美意境，而是指在时代巨变的大潮中，涌入中国的新现象、新事物、新概念和新思想。这些所谓的“新”，是中国传统诗歌向现代新诗转变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宣传“新民救国”思想的重要资源。诗界革命时期，虽然梁启超提倡新语句，但是他把新意境列为首位。诗界革命的重点在“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新民救国”思想是贯穿诗界革命的主线。在“革其精神”的理念下，梁启超本人在《清议报》上发表大量新体诗歌，表达自己“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的时代精神。

　　第二，关于“新语句”。如果说新事物、新思想和新概念是打破中国古典诗歌审美意境的关键所在；那么，新语句在不自觉的状态下破坏了古典诗歌的格律规范，即所谓的诗“体”。梁启超至日本后开始接触日本新学，“思想为之一变”。同时，梁氏的语言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清议报》时期的梁启超大力倡导以“日本语”入诗，通过“新语汇”输入西方“新思想”。此时，梁启超对黄遵宪诗歌饱含“新意境”的长处表示肯定时，开始委婉地批评黄遵宪诗歌缺少“新语句”的弊端。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语言方面，黄遵宪主张“言文合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之后他又提出“语无古今”“诗无古今”之说。黄遵宪“尊心”“尊情”“尊自然”的自作主宰的精神，成为其“别创诗界”的理论基石，体现了作者试图打通古今壁垒的文学志向。黄遵宪在甲午战争时期创作的爱国诗作被赞誉为“诗史”，为当时的历史留下了珍贵史料，《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等诗篇表达了诗人对时艰的慨叹。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黄遵宪的诗歌在新诗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梁启超对黄遵宪诗歌缺少新语句的现象也进行了质疑，认为其“新语句尚少”，不足以表现时代巨变大潮下的新思想和新现象，应该大力引进新名词，增加诗歌中的“欧西文思”以启导国民。同时，梁启超对其他诗人含有“日本语”的诗作表示肯定，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梁启超这一时期语言观念的变化。

　　第三，关于“古风格”。指用中国古典诗歌中固有的规范和体例，即所谓的格律、节奏、押韵、平仄等形式方面的要求，补救新语言与诗“体”不搭调的弊端。梁启超认为新诗在新语句方面有很大突破，但是在《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对“新名词”大量入诗的创作方式进行了反思，认为夏穗卿、谭嗣同等人的诗歌“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新语汇不能为常人所理解，松动了古典诗歌的体式，使诗歌逐渐成为“七字句之语录”，不能称其为诗。梁启超评价夏穗卿的新学诗“说的都是怪话”，其诗歌中创造的光怪陆离的新名词“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可见，梁氏诗界革命的真意并非新名词的引进、堆积，而是在通俗易懂的前提下用新语句传达新意境。梁启超认为“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新诗应该在“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基础上引新名词入诗，创造出蕴含古今中外意蕴的新体诗篇。如此，才会既不失古典诗歌的“体式”规范，使诗歌为“诗”；同时又能够在传统诗歌体式中表达新思想和新观念，拓展诗歌的“意境”。

　　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汗漫录》提出了“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诗学理论，为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诗界革命过程中，“新意境”是梁启超列为首位的诗歌要素，然而新语句的大量使用客观上使传统诗歌在体式上出现“失范”现象，即“新语句”与传统诗歌之“古风格”之间存在捍格，打破了古典诗歌的格律规范，使古典诗歌的诗“体”开始松动，为现代白话新诗的发展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新名词和白话大量入诗，削弱了以文言为基础的古典诗歌的审美意境，新语句有待于和诗“体”继续磨合，这是晚清诗歌创作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