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人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容易应付的。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 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的回忆问题。

　　按照我的记忆，胡绳同志告诉我说，他和毛主席曾谈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毛主席说，对资产阶级，这二者是有分别的；对无产阶级，情况不同。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以后，世界观就是它的人生观，它没有独立于革命的世界观的人生观了。这是很重要的指导思想，现在也仍然是。

　　1944年，赵元任、杨步伟、饶树人同我，都在纽约胡适家里讨论胡适到哈佛大学去讲学的事。赵主张胡租住一所有设备并可找临时厨师的房子，为期三个月。胡适说三个月不到。赵说：“那就找一个人顶替房子。”我说：“这样一个人不好找。”赵问为什么，我说：“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打算一番。”赵说：“替自己打算为什么不行？”我说：“他大概会认为太……”说到这里，我做难说姿态。赵追问“太”什么？我说：“太伊于胡底了呀！”我们四个人都大笑。赵笑得特别厉害，说好得很，完全是临时想出来的。胡适没有笑。

　　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胡适答不出来。那位考官先生说：“《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

　　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

　　（金岳霖/口述 刘培育/整理）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金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