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藩篱 推动中国文化阔步走向世界——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张朝意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创造了无数绚烂的文化瑰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又赋予了中华文化新元素、新内涵。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今天，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既是光荣的时代使命，亦是艰巨的历史重任。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张朝意教授看来，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正在从非自觉转向自觉，从粗放型发展进入内涵式发展新阶段。为适应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特点、新格局，中国文化“走出去”亟须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式方法，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与竞争力。

　　文化“走出去”结出新硕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近年来我国文化“走出去”步伐越来越快。哲学社会科学、汉语、电影电视、文化艺术、动漫、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的“走出去”工作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张朝意：是的。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从政府到民间、从文艺领域到思想领域，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全面铺开，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截至2013年，中国学者在SSCI（回溯至1900年）和A&HCI（回溯至1975年）期刊发表文章62162篇，其中2012—2013年两年的发文量就占到近30%。当然，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代表质量的提升，但无论怎样，数量的增加说明中国学者的声音正在国际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2012—2014年中国平均每年有约5本社科类英文期刊新刊问世。

　　中外文化交流热不断升温。在中俄、中美、中英、中法、中印尼、中南非、中德、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等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机制推动下，中国与欧盟、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及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步入新阶段。“欢乐春节”、“相约北京”、“亚洲艺术节”、“中非文化聚焦”、“阿拉伯艺术节”等一批重点文化交流活动已覆盖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欢乐春节”为例，2016年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70座城市举办2100多项活动，品牌化、本土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

　　中国文化对外贸易取得长足进步。图书、影视剧、网络游戏等在国际市场销售良好，文化内容、核心技术和标准出口比例大幅提高。2016年全年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885.2亿美元，其中出口786.6亿美元，实现顺差688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中的文化娱乐和广告服务出口额54.3亿美元，同比增长3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直接投资39.2亿美元，同比增长188.3%。

　　孔子学院建设成绩辉煌。截至2016年底，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在孔子学院带动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2014年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达1亿人，比2004年初建孔子学院时增长3.3倍。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步伐全面加快。目前，中国在欧洲11国、亚洲10国、非洲5国、大洋洲3国和拉丁美洲1国共建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中国文化中心达到了11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扎根当地，举办文化、艺术类活动年均超过100场，有效展示了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中国形象。

　　以上几个方面充分反映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文化“走出去”开创了新局面、结出了新硕果。

　　文化自信给“走出去”更大底气

　　《中国社会科学报》：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国文化“走出去”也迎来了新机遇。我们是否可以说，文化自觉的提升、文化自信的增强，给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更足的底气？

　　张朝意：的确如此，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和前提。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正在改变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革所贯穿的自我批判、以西为师的逻辑，与西方文化平等交流对话的时代到来了。

　　19世纪以来，西方在全世界逐步建立话语霸权，将原本的地域性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将西方文化塑造为自我成圣的神话。西方文化优越论长期桎梏着我们对西方文化和自身文化的认知，我们需要全面客观重新审视西方文化。纵观历史可以发现，西方文化并不是世界文化之根。希腊文化的形成深受亚述文化、苏美尔文化等东方文化的影响；阿拉伯文化对文艺复兴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启蒙运动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带回的一系列介绍中国儒家思想的著作，对欧洲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在不断向东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西方文化才获得了向前发展的动力。

　　彻底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推动中国文化以更加豪迈的步伐走向世界，正逢其时。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党和人民在伟大革命实践和发展实践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源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完全可以与人类史上任何一段最辉煌的历史相比，我们有理由将自己积淀在5000年文化基础上、历经百年磨难后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所迸发出来的思想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分享中国的文化和智慧。

　　把握文化“走出去”新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放眼当今世界，文化在国际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博弈中的权重加速攀升，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为适应世界文化发展和交流的新趋势，我国文化“走出去”要解决哪些新课题？ 

　　张朝意：我们在看到中国文化“走出去”取得斐然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还没有充分转化为“走出去”的文化优势，中国文化的有效供给还远不能满足国际受众需求，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匹配。必须准确把握世界文化发展和交流新趋势，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传播价值理念，增进理解认同，塑造良好形象，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加主动的地位。

　　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正在从非自觉转向自觉。与此同时，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全球格局还亟待加强与国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的有机协调。令人欣喜的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两份重要文件相继出台，标志着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顶层设计日渐清晰。

　　要拓展传播中国文化的国际平台。发展多边合作关系、广泛参与多边机制，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重要方式。在政治领域，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是中国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国际平台；在经济领域，二十国集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平台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但在文化领域，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实践还相对滞后。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外，国际上还有很多多边文化机制，我们对这些机制的运作和特点还不熟悉。过去中国文化“走出去”主要靠自己。但在新形势下，我们还要学会在国际文化多边组织的更大舞台上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文化魅力。

　　要加强效果评估。长期以来，国家对文化“走出去”投入巨大，然而效果究竟如何？还没有建立有效的评估体系。以外国人为目标受众的海外文化活动，参加者大多是为捧场而来的“熟面孔”；海外商业演出盈利能力有限……毋庸讳言，中国文化“走出去”往往会遭遇诸如此类的尴尬。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粗放型发展转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建立中国文化全球传播与影响评估体系和平台，势在必行。当然，如何对文化“走出去”进行评估是一个全新课题，我们需要逐步积累经验。例如，可以尝试从电视广播电影“走出去”出发，探索行业评估的规律和特点，或者以地区为单位摸索综合性评估的方式。在评估过程中，一定要兼顾量和质这两个维度。

　　充分激活社会文化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化“走出去”步入新阶段，决定了“走出去”的体制机制必须随之创新。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走出去”模式如何向政府统筹、社会参与、官民并举、市场运作的模式转变？

　　张朝意：文化“走出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内文化体制改革创新的过程。

　　一方面，文化有意识形态属性，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要加强监管，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文化的产业属性，要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充分调动各种社会文化资源，激活社会文化力量，推动包括文化企业在内的社会文化组织向海外拓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说，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走进去”，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能否将优秀文化产品销售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朝意：不言而喻，以贸易和投资形式推动文化“走出去”，更可持续、效果更好。通过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包装、输出、传播，有利于展示友善、阳光、向上、蓬勃的中国形象。但文化企业的“走出去”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所有“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都要树立传播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交融，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呈“井喷”态势。它们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更是主力军。一个企业能否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对文化的热情、对国家文化传播的支持是一个关键。但在这方面，目前“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做得还不尽理想。建议可以通过税收、文化基金等方式，引导“走出去”的企业超越自身经济利益的轴心，以更大的胸怀关注文化问题。

　　学术“走出去”是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正如您所说，中国文化“走出去”进入了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学术“走出去”是不是应该摆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张朝意：语言是基础、文化是外围、学术是核心，这是世界主要国家向外部传播自己文化和观念的基本经验。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一个大国的发展不仅在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在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从更高的学术层面介绍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之急需。我们在巩固孔子学院的成果和继续做好艺术、教育、体育等人文交流的同时，要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规划置于国家软实力建设整体战略的核心地位。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与西方文化平等交流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中国学术应该出场了，要用学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西方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文化是断裂的，中国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只存在于博物馆。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消除各种成见、偏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了解，要讲清楚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准确认识中国。

　　中国学术“走出去”，不仅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还要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我们要把中国文化中反映人类情怀的元素提炼出来，形成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国际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权力政治的逻辑，为人类发展指明了一条新路。

　　中国学术“走出去”，还要在文明互鉴中提出阐释世界文明的创新理论，对19世纪以来西方建立的文明体系和学科体系加以纠正、补充、丰富和发展。我们知道，达尔文是在远渡重洋考察加拉帕戈斯群岛后才写下了《物种起源》，马林诺夫斯基是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才完成了人类学史上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近代学术的基本建制是西方一大批传教士、航海家、探险家在走遍世界的过程中得以确立的。今天中国学术要“走出去”，也要走到两河流域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关注人类文明的发展问题，纠正19世纪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留下的弊端，构建新的解释世界文明的理论。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学术界已然迈开了步伐。在肯尼亚、越南、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玛雅文明等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现场，活跃着越来越多中国考古工作者的身影。中国考古“走出去”不仅意味着中国考古的设备、技术、方法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更意味着中国学术已经开始真正具有了全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