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水》，乔叶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

　　乔叶，1972年出生，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著有《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走神》等多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人民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等多个奖项。

　　自《宝水》面世以来，就不断有朋友在聊天谈感受时把《宝水》叫成了《活水》，说刚读过了《活水》，感觉如何如何。起初我也不怎么经意，三番五次下来，倒是让我觉得有趣了。这固然是口误，可为什么不止一个人这么口误呢？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点儿什么呢？我推测他们应该是在某个瞬间想起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烂熟于心之句——这确实也容易让人把《宝水》和《活水》联系起来。而所谓的宝水也必是活水：鲜活的、清活的、生活的水。

　　是的，归根结底，水源还是生活。“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之地，唯有生活。生活中有创作需要的一切。

　　比如结构。小说写了宝水村的一年。怎么结构这一年？山村生活的自然性决定了按照时序叙事成了必由之路。开篇第一小节是“落灯”，民间讲究正月十五、十六闹花灯，正月十七这天则要落花灯、吃落灯面。最后一小节是“点灯”，民间也有讲究，大年三十那天要去上坟，要请祖宗回家过年，叫点灯。从“落灯”写到“点灯”，整个小说首尾呼应。章节题目从第一章“冬——春”、第二章“春——夏”、第三章“夏——秋”直到第四章“秋——冬”，其间每个季节的重复衔接也是必然，小说里的树木庄稼也都需对应季节，因为生活它就是如此啊。

　　还有语言。当我决定写这部小说时就已经很清楚，这部小说的性质决定了语言的主体必须来自于民间大地。而这民间大地落实到我这里，最具体可感的就是我老家豫北的方言。虽然人在京城，但我现在和老家人聊天依然且必然是用这种语言。在写作《宝水》的这几年里，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本老家方言的资料书，写小说时方言声韵就一直在心中回响。越写越能确认，这是被生活反复浸泡才能萃取的语言。

　　还有素材。为了写这一年，我的素材准备时间用了七八年。主要的准备就是“跑村”和“泡村”。不管去哪里的村庄，不管待多久，可以确定的是，每次去到村里，就一定能有新收获。好多东西还真不是想当然坐在那想的，你只有到实地后才能知道它们能多么出乎你的意料。如果你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稍微沉浸式地去看，那就能源源不断地感受到属于生活本身自带的生生不息的鲜灵灵的质地。还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文学乡村，这一年在我的预设中如一个横切面，它应该各种元素兼备：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等，这也应是信息、故事和情感高度浓缩的一年，是足够宽阔、丰饶和深沉的一年。以上所有，都必然也只能来自生活的馈赠。

　　当然，从生活到小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原生态的素材真实和小说中的文本现实，终归是有本质区别的。“现实主义是乡村写作的优秀传统”，人们通常都会这么说。容我根据阅读经验冒昧推断一下：在谈及小说创作方法的时候，“现实主义”应该是最高频率的词，没有之一。写作这么多年来，我越来越觉得，一切写作，都和现实有关。所有人和所有题材的写作，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写作。因为被最高频率使用，它几乎成为了一个习惯的固化定语。但其实，它岂止是一种创作路径？路径之下铺垫着坚实的写作态度。这种态度，意味着谦卑、忠直和审慎，意味着发现、质疑和批判，也意味着包容、理解和关怀。

　　真实、现实，都有“实”，什么是我想要的那个理想的“实”？如对乡村，这个“实”固然是指乡村实体，可这个实体却也有无限漫漶的外延边缘。这个“实”固然是乡村的现实，可这个现实却也不能脱离历史的长影而孤存。因此，认识乡村，写作乡村，从来就不能仅限于乡村的事，而是对个体与整体、历史和当下、地缘和血缘、中国与世界等多方位、多维度的观照和把握……一言难尽。也因此，这个“实”，不是狭隘的翻拍，不是古板的记录，不是颟顸的摹写，而是一种深入且敞开的诚实。一直以来，我在写作中都尽力地去向着这诚实靠近着。我想，以后依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