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从发展类型看，现代化可分为“内发型现代化”与“外发型现代化”两种类型。所谓内发型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其内部因素所促成、内部创新所引导的社会变迁；外发型现代化则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从起始看，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发型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并不是由内部因素促成、内部创新引导的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起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刺激和挑战的回应，而中国的现代工业一开始就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在华造就的。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一开始就是集外部刺激引发与外部力量直接促成于一身，而且是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起步的。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外发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如何把握本国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西方文明与本国文明这两种异质文明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要把握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特殊规律；一方面要吸收、借鉴西方文明的合理因素，并把外部传导性转化为内部创新性，另一方面又要变革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凭借传统文化内涵的精神动力推进现代化。对西方文明吸取什么、借鉴什么；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什么、发展什么，思维的坐标不是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当代中国实践。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

　　从社会形态上看，现代化经历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形态。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动的，在历史上与资本主义化、“西化”具有历史重合性，而且至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现代性又是同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以及资本主义的特性交织在一起的，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文明是资本主义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运动是同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交织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并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的现代化运动中生成和发展的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

　　“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马克思）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文明阶段，这种文明形态建立在消除阶级对抗、资本与劳动对抗的基础上，同时，又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合理因素，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

　　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先是经历了市场化，然后是工业化，即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则几乎是与市场化同步进行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市场经济不仅是资源的配置方式，而且是人的生存方式，造就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运行机制，而且是同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经济体制，是同工业文明交织在一起的文明形态。

　　当代中国实践的重要特征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了，其目标就是在改革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现代化，这就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了，从而实现文明转型。“三重变革”“三位一体”，必将构成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是在中国式的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