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身份问题是文学理论的经典话题。西方作者身份理论经历了从作者神圣论、作者中心论到文本中心论的演变过程。作者神圣论最初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提出的古典诗学观点，强调诗人的创作灵感来自神启。经亚里士多德等学者的诠释，这一理论逐渐转向作者中心论。19世纪中叶以前，经历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启蒙主义及理性主义的社会思潮，强调作者的创作力及作者对文本权威主导力的作者中心论占据上风。20世纪之后，受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及结构主义思潮的催化，作者中心论趋向文本中心论。20世纪60年代，法国思想家的两篇经典论文——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与米歇尔·福柯的《什么是作者》宣告了文本中心论的确立。所谓“文本中心论”，即强调作者从文本中离场，读者或批评家取代作者获得文本阐释的权威地位。

　　“作者”一词的出现

　　相较于西方，中国的作者身份观念史也较为悠久。“作者”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中，含义丰富。如《论语·宪问》“作者七人矣”，“作者”指“隐者”；《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作者”指“礼乐制作者”；《荀子·正论篇》“故作者不祥”，“作者”指“始作俑者”；《管子·度地》“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作者”指“服徭役者”；《韩非子·解老》“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作者”指“劳作者”；等等。这一时期，“作者”一词尚未固定，“作”与“者”在构词上属于松散的组合，“作者”尚未表示“著作者”。直至西汉，刘歆《七略》所列书名下出现“作者”一词，“作者”才具有“著述者”的含义，“作者”成为专有名词，而表示“文章写作者”的含义大约出现在东汉时期。

　　“作者”表示“著述者”的含义出现较晚，先秦时期的“作者”观念，几乎与著述无涉。就文化创制而言，早期中国也经历了神圣的作者观。商周时期，君王往往通过占卜获取上天授予的合法制作行为。这种“作者”观念为儒家所承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认为，只有圣人、君主才具有“作”的权利。而文化创制含义之外的“作者”含义，几乎不强调神圣感，“作者”表示“劳作者”“服徭役者”等，其身份为下层民众；在一定的语境中还表示“始作俑者”“隐者”等含义。因而，早期中国的作者身份观念较为复杂，具体含义需要根据不同的话语系统确定。

　　早期中国由于书写材料笨重，以及受史官文化垄断的影响，知识信息的传播以口耳相传为主，因此，社会知识阶层尤其重视言说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了“立言”的文化传统。早期文本如《战国策》《左传》《论语》等大多以人物发言的对话形式展开，常常以“某某曰”“某某言”“某某告”“某某语”等形式构成篇章的主体。这些言语形式，有的属于日常对话，有的则论述哲思、道理，文辞雅正，不似日常口语，可看作是嵌入文本的具有独立观点的作品。而被置于言辞前的发言者，则相当于作品之作者。他们通过说辞呈现文本内容，不需要亲自参与文本的书写与制作。春秋战国时期，官学下移，诸子百家为宣传师宗学说，纷纷将言说著于竹帛，子书由此兴起。当时，子书仍然承袭官书普遍不署名的特征，但出现了以人名标识著论以区别于他书的现象，这说明那时已具备初步的作者观念。但总体来说，作者身份观念仍然不强，各家论述主要是以拯救时弊为目的，学术、言说仍然是天下之公器。

　　孟子的作者论

　　在著述观念、作者身份观念日渐加强的战国中后期，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学说，是中国最早的作者理论，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学术史。“知人论世”的含义为诵诗、读书要了解作者的生平际遇，方可得其要领。“以意逆志”的含义为以读者心意去推求作者原旨。这个理论是针对当时士人诵诗普遍存在断章取义的风气提出的。“以意逆志”的方法是阐发言辞背后的意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这种误解的发生。孟子的作者理论强调作者意图是文本诠释的权威，但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文献阅读方式。这种阅读方式给予读者很大的自主权，但是否能够真正诠释出作者的本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与西方“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分别重视作者或读者而忽略一方相比，孟子的作者理论重视作者与读者的对话，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势必要求作品必须拥有确定的作者才能实现。这也表明在战国中后期，士人阶层已普遍具备作者身份观念。

　　孟子的作者理论强调著述必须坐实作者，对汉以后的作者身份观念及研究方法具有深远的影响。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图书分为六大类，每类先列书名，再列卷数，次之考其作者。知作者者，则列其姓名；不知者，则曰不详。有以作者姓氏命名书名者，也有于注释中考证作者姓名者。从刘歆到班固的书籍编目，已确立了以“作者系书”的编目模式。但汉代书志目录中并未坐实作者与文本的对应关系，注释中只是考证可能的作者。司马迁、王充等论及先秦文献，则出现了作者与作品一对一的确定关系，这显然与先秦时代作品不成于一人之手的复杂的成书过程不相契合。隋唐以后，对古书求其确定作者，几乎成了学者的惯例。《隋书·经籍志》收录先秦子书，必于书名之下，著录作者及其著作方式。对此，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曾批评《隋书·经籍志》著录不合于古书体例。

　　中国辨伪学的基础

　　从孟子、司马迁、刘歆、班固、王充到《隋书·经籍志》，所呈现的先秦子书落实具体作者的现象，表明中国学者的作者身份观念逐渐根深蒂固，这既加固了文本作者论的学理根基，同时也奠定了中国辨伪学的基础。唐宋以后，学者们特别关注先秦书籍的真伪性，从唐代的刘知己、赵匡、陆淳、韩愈到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苏辙等，再到明清时期的宋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均参与了对先秦子书真伪的探讨。追究文本内容与作者信息的抵牾之处成为古书辨伪的方式之一。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张心澂的《伪书通考》三部著作均总结了古书“作伪”的方法，其中提及作者“作伪”的方式大致包括误题作者、无作者而妄加、妄加托名作者三类。现如今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如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赵振铎《古代文献知识》等都涉及“伪书”概念的定义。“作者—作品”模式也成为文史相关专业固定化的研究模式。一部作品没有作者或作者信息不真实似乎会引起恐慌，关于《金瓶梅》《红楼梦》《西游记》等经典作品作者身份问题的研究，成为当代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也导致“作者—作品”模式成为文史相关专业固定化的研究模式。目前诸多《中国文学史》教材的写作路数，基本遵循“作者—作品”的模式。阮忠在《中国文学史撰述的再审视与思考》一文中说：“文学史撰述的指导原则，在我看来还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

　　可以说，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奠定了中国诠释史、阅读史和辨伪学史的理论基础。但继孟子之后，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系统的作者理论，所呈现的多是对孟子作者理论的实践。究其原因，一方面，以版本、目录、校勘、文本阐释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学术，尤其重视文本的内容和流传，作者身份只是辅助文本研究的途径，这导致学者对依附于文本而存在的作者身份缺乏理论性认知；另一方面，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古代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一系列促进作者理论产生的社会思潮，导致作者身份构建缺少相应的理论土壤。然而，作者身份问题研究的推进之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演进却至关重要。中国目录学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者身份在文本生成、学术史演进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而，忽略作者身份问题的专门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史的一大缺失。将作者身份问题摆上研究的台面，对作者概念、作者功能、作者观念等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必然能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发展和完善。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