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是古代东亚独特的视觉交流方式。彼时东亚诸国虽口头语言各不相同，但共同的书面语——汉字却成为沟通的重要工具。因此，以汉字为媒介的笔谈活动便具有了跨语言、跨民族和跨文化的特质。官方的朝贡使臣、民间的商贾文士及僧侣、漂流民等都是笔谈的参与者。其中，奉使来华的使臣大都具有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们“以笔代舌”与中国文人进行无声的对话，内容涉及诗歌酬唱、信息沟通、风俗互询、文化交流等多个层面。
据考证，东亚最早的笔谈出现于隋代。公元607年，日本遣隋使以“书地而语”的方式完成了与中国的信息交换和文化沟通。东亚的笔谈活动呈现出相当复杂的交错性。笔谈活动的主体包括朝鲜派往中国的朝天使、燕行使，日本派往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朝鲜派往日本的通信使、修信使等。笔谈文献也由此散布于“朝天录”“燕行录”“使行录”“漂海录”“笔谈唱和集”等文集史料中。现存汉文笔谈文献总量过万，且多以抄本形式流传于东亚地区，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的史料富矿，可为文学研究提供新材料，也有助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和拓展。
王勇曾依据笔谈主体身份的不同，将东亚笔谈文献划分为“外交使节笔谈文献群”“漂流民笔谈文献群”和“官民僧俗笔谈文献群”。若从文学视角来考察，“外交使节笔谈文献群”和“官民僧俗笔谈文献群”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外交使节”的汉文行纪和“官民僧俗”的文字沟通均包含极为丰富的文学交流史料。蕴含于庞杂笔谈资料中的众多关于文人交游和诗文酬唱的文字，使东亚汉文笔谈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文学价值。笔谈因其特有的自由书写样式常常难以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文章”，但是从另一个维度看，正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文章”的既定样式，笔谈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才具有更加自由的表现空间。
从内容方面来看，很多笔谈并非单纯的连续问答，其中涉及庞杂的人物形象和文学理念，为后世对其进行重新阐释提供了很大空间。笔谈大都以作者的域外体验为基础，因此可将其归入纪行文学范畴，但它又与通过景物描写表达审美感受的游记体不同，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为根基是其重要特征。因此，笔谈的具体行文样式与“论辩”“书信”“赠序”等紧密粘连，但不拘泥于特定的文体形式。
如果从扩展汉文学外延的层面来考察，可对笔谈的文学性有新的认识。笔谈所涉内容极为广泛，日常生活、主观感觉、现实认识皆可为笔谈的话题，因此，并非所有笔谈都具有文学性。但当我们深入笔谈文本的内里，探寻作者的深层意图时，可发现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主张。如李氏朝鲜使臣洪大容、朴趾源等人的《燕行录》所载笔谈中，就涉及佛教、道教、儒学、诸子学、阳明学、乐律等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此外，对于朝贡使臣来说，中国文人不仅仅是他们认识中国社会文化的媒介，更是诗歌酬唱和文学交流的参与者，同时也是笔谈文献的重要描述对象。若将视野扩大至整个东亚地区，那么各国笔谈文献中的人物形象必将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
从形成过程来看，具有文学性的笔谈文本均经过了作者的重新创作加工。这类笔谈文本并不仅仅是短篇对谈内容的聚合体，而且试图向读者传达出作者完整的所思所感和文化观念。在笔谈文献中，具有独立文本形态的笔谈是以即兴对答形成的“谈草”为基础，在作者创作意图的支配下创作而成的。因此，对“谈草”内容的甄别、选择和整理，是作品成型的重要步骤。作者通过筛选和整理对谈内容，将口头对话转化为笔谈文本。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聚焦于对谈话题本身，并在其中渗透自身的思想和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可将笔谈视为文学文本的一种特殊形式。笔谈如实记录并保存了对话内容和交流现场，这种记录性质鲜明的文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虚构性，也有效摒弃了空洞的言辞和虚情假意。由此可见，现实性和现场性是笔谈写作的第一要义。对话内容及作者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可以如实传达给读者，并引起心理共鸣。
从表现技法来看，为了凸显思想性和文学性，作者往往在笔谈中运用诱导、称赞、伏笔、暗示等多种写作手法。借助综合叙述方法，作者在记录自身异域体验的同时，创作出超越单纯问答形式、具有文学性质的特殊文本。东亚汉文笔谈涉及大量诗文酬唱性内容，作者在叙述时多采用文学表现手法，记录对谈对象的行动表情和作者自身的思想理念。这些表现手法不仅有利于呈现笔谈主体间的思想交流过程，也有效提升了笔谈的文学性，在“外交使节笔谈文献群”中尤其如此。使臣大都具有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其中不乏文学造诣很深的儒士文人。他们在履行国家赋予的外交使命时，诗文酬唱等文学活动显然无法展开，但当与友人知己进行笔谈时，他们的创作欲望就会得到充分释放。在夹杂诗文酬唱的笔谈活动中，重要议题往往反复出现。在笔谈初期，双方讨论这些议题时经常采用诱导和迂回的手法。对于采用这些手法无法有效沟通的敏感话题，随着出行使臣与异国文人间友情的不断加深，此类话题往往会在后续笔谈中进一步展开。这些手法的运用，有助于舒缓双方讨论政治、哲学和历史问题时的严肃而沉重的气氛，文学元素的渗入使笔谈氛围变得轻松自然，在彰显笔谈双方文学修养的同时，达到了比口谈更为“通快利便”的交流效果。
与口头对话的转瞬即逝不同，文字形态的笔谈文献可传之后世，留存了弥足珍贵的丰厚史料。这种记录“声音”的文字或者说化为文字的“声音文本”，能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交流现场，拓展古代文学的史料范围，对推进古代东亚各国文学交流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与朝鲜半岛近现代文学关系研究（1894—1949）”（21FZWB09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