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继1981年中央文件后，党和国家又一次对古籍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作为一个伴随着古籍整理成长的学人，我感到很振奋。这里我想谈一点体会。

　　两次亲历古籍整理文件的春风

　　四十一年间，国家两次下发关于古籍整理的文件，回顾历史，放眼全球，都是空前的，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党中央对古籍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就我自己而言，则可以说是沐浴着中央关于古籍整理的春风雨露成长起来的。

　　1981年3月，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义乌文化馆从事馆藏四万多册古籍的整理编目。义乌文化馆的古籍很多来自清末著名学者朱一新旧藏，有不少好书。当时做这件事的正式工作人员就我一人，面对布满灰尘的几万册古书，开始不免感到有些迷茫。当年9月，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给了我很大鼓舞，让我明白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坚定了我一辈子从事古籍工作的决心。

　　与此同时，借助第一次中央文件的东风，全国成立了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我的母校杭州大学也成立了古籍研究所，成立之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以研究生班的形式，加快古籍人才的培养。母校的几位老师，包括郭在贻先生、张金泉先生，都鼓励我报考研究生。一方面，两年多古籍整理编目工作的实践，使我古籍方面的知识大大提高，让我考古籍所的研究生有了一点底气；另一方面，我在工作中也经常感到自己专业知识欠缺，很需要进一步充电，去深造学习。1984年9月，通过近三年的辛劳，义乌文化馆四万多册古籍的编目工作完成了，我也考上了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研究生，正式开始了古籍整理的学习、研究之路。

　　后来我又有机会读了四川大学的古典文献学博士，去北京大学做了我国第一个古典文献学博士后。1997年1月，博士后出站后，我继续回到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副所长、所长，一直从事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相关古籍整理著作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宋云彬古籍整理图书奖，并有两种著作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首届向全国推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可以说，我从古籍中得到了精神的滋养，古籍整理伴着我成长。

　　四十一年后的今天，中央再次出台关于古籍工作的文件，对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站位更高、措施更有力，也对我们古籍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古籍工作者，能够亲历两次古籍整理文件的春风，真是人生幸事。

　　传承、弘扬、数字化：新时代古籍整理的三个关键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如烟海。自先秦至民国，历代先贤撰著了浩繁的图书典籍，孕育了多元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是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确实值得我们努力传承和弘扬。清代编《四库全书》，收书3462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图书结集。21世纪初，国家组织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收书 5213种，规模达《四库全书》的1.5倍。但即便如此，被这两种大型总集所收载的古籍仍不足传世古籍的十分之一（前几年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古籍书目约20万种）。这些年，各地或多或少推出过若干汇编性的大中小型丛书。但对留存的巨大的文献总量来说，这些汇编整理工作都还仅仅是局部的、少量的或者说是零散的，利用不便的问题依然存在。新时代古籍整理如何继往开来、开创新局？新的中央文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关键词：传承、弘扬、数字化。

　　第一个关键词是传承。《意见》提出要“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推进古籍文献通代断代集成性整理出版”，为新时代古籍文献的系统性、集成性整理出版指明了方向。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在摸清家底、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各省市分工合作，通过影印、建设数据库等形式，编纂超越《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的更大规模的古代文献丛书，打造中国古代典籍大型书库，并上网向全世界公布，使珍稀图书化身百千，从图书馆走进普通百姓的家里，促进优秀文化的普及和弘扬，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代代相传。

　　第二个关键词是弘扬。古籍整理研究，根子还得落到弘扬、发展上。《意见》有很多篇幅强调古籍的弘扬、发展问题，提出要注重“古籍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做好古籍普及传播”，确实都很重要。古籍整理研究者既要顶天，要阳春白雪，但也不能高高在上，自娱自乐，自我陶醉。我们也需要走出书斋，脚踏实地，做一些普及的工作。最近浙江有关部门正谋划编纂县级的人文读本，把每个县各自历代先贤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汇为一编；然后在此基础上汇编每个地区的人文读本，最后编纂多卷本的《浙江人文读本》，我想这一类的读本很有必要。大部头的影印或整理标点汇编，如《浙江文丛》《江苏文脉》之类，作为一种文化积累，自然是必要的。但普通老百姓看不懂，也没有时间或兴趣看；读本则是一种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可以真正入脑入心，弘扬转化，从而真正实现《意见》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三个关键词是数字化。《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古籍数字化”“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古籍数字化极其重要。很多大型、超大型古籍丛书，主要是资料积累型的，不一定非得印成纸本，可以数字化出版。数字化出版不但方便读者利用，而且可以大大节省资源。我觉得以后我们需要改变出版的概念。古籍整理图书，不一定非得印成纸本才算出版。建议国家实施数据库古籍整理图书准入制，经过编校审读、质量符合要求的古籍整理出版物才能进入数据库。现在各种论文的引文错误很多，源头就在于电子版的图书质量低劣。有了准入制，可以有效改变电子版图书质量参差不齐的乱象。进入了数据库，就视同出版，给书号，照样可以作为科研成果，给予承认；编辑也算工作量，可以得到经济方面的补偿。同时，进入数据库的图书实行动态编校制度，读者可以随时在网上提出商榷或批评意见，责任编辑收集后，约请原来的整理者或评审专家进行审定，审定通过的，就随时吸收改正。当然数字化出版一定程度上是带有公益性的，需要国家出面协调和支持。《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可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让人充满期待。

　　提升文献学的学科地位  把国家对古籍工作的重视落到实处

　　古典文献学是中国语言文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主要依托学科。但在国家的学科目录中文献学却依附于图书情报学之后，后者以图书情报学为主导，含括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博物馆学等，与古籍整理工作性质不同，研究内容差别很大。各级政府部门项目评审、评奖也都没有专门的文献学门类，申报或评审时只能附属于图书情报学或历史学、文学或语言学，似乎有一种到处不着边的感觉，严重挫伤了古籍整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另外，中国史一级学科下有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的关系不明确，互相纠缠不清。《意见》提出要“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极其重要，希望能推动有关部门加快古籍整理相关学科的调整和建设。建议把文献学从图书情报学、历史文献学从中国史分别独立出来，在文学门类下，设置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文献学四个平行的一级学科（各高校也可根据自身研究力量侧重的不同，自行决定这个学科归属的门类，比如历史学、管理学门类），文献学一级学科下设经学、语言文献学（含古文字学）、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写本学）、哲学文献学、艺术文献学等二级学科，纲目清晰，界限分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文学所原所长刘跃进多年前著有《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就是文学文献学领域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北京语言大学华学诚教授近年来一直倡导“文献语言学”（主编有《文献语言学》学术集刊），在“文献语言学”的微信群里聚集了四百多位学者，阵容壮观。同样，文献学门类下也可以有“语言文献学”。这样调整后的学科分类，对古籍整理人才培养和提升古籍学科专业的地位都很重要。

　　（作者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