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论的产生与发展固然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发展演进密切相关，但这只是内缘因素。就外缘因素来说，政治格局、社会文化、学术思潮均对文体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为文体本身即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例如，魏晋南北朝礼学的发展兴盛对文体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魏晋南北朝礼学对诸多与之相关的文体的发展均有规范与指导作用。与之相应的是，魏晋南北朝文体论也汲取了礼学的思想内蕴，呈现出独特的理论形态。

　　结合礼义阐释文体

　　文体论是伴随着文体的分类与辨析而产生发展起来的。魏晋以前，文体较少，文体论尚处于萌芽阶段。及至魏晋南北朝，伴随着文学的蓬勃发展，各类文体应运而生，文体论也渐趋成熟。曹丕《典论·论文》提出“四科八体”之说，将文体分为八种，归为四类，并概括了各类文体的风格特征，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体论之先河。嗣后，陆机《文赋》又将文体分为十类，进一步区分并探赜了各种文体的类型和特征。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均讨论了若干文体，开始有意识地对文体进行系统性分类与探讨，但原文多已佚失。《文心雕龙》对各类文体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讨。自《辨骚》以下的20篇为《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共探讨了33类文体。《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既继承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又进行了开拓推阐，建构了周密完备的文体批评体系。

　　魏晋南北朝礼学的发展与新变对文学及文论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礼学与礼制的发展更新，也推动了相应的礼文学的发展，促使文体分类进一步细化。可以说，礼体之别加速或引发了文体之辨。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晋南北朝礼乐文明及礼学场域中，无论是诗赋等传统文体，还是从礼仪制度中直接衍生出的文体，均与礼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此一来，文论家遂将礼学与文体论结合起来，揭示各类文体的礼义内蕴，因此，文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就富含了礼学思想和礼义内蕴。魏晋时期，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等文论家均具有一定的礼学素养，而他们的文体论也体现出一定的礼义内蕴，其中尤以挚虞最为突出。

　　挚虞的文体论是其文学理论中最富学术价值的理论体系，这主要体现在文体辨析与批评等方面，《晋书》本传称其：“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此书阐论了颂、赋、诗、七（亦称七体，骚体的一种）、箴、铭、诔、哀辞、哀策、杂文、碑、图谶12种文体，分别追溯这些文体的源流，考其正变，主要采用了分类辨析讨论的方法。这种系统性的讨论方法与文体学自身的发展相关，但也与作者的礼学思想密切相连。挚虞深谙礼学，是西晋时期重要的礼学家与礼仪制定者，《晋书》本传云：“时荀顗撰《新礼》，使虞讨论得失而后施行。”鉴于礼仪篇目的繁杂错乱，挚虞制定了相应的编纂方案，其《典校五礼表》曰：“今礼仪事同而名异者，辄别为篇，卷烦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随类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异。”可见，他提出了一种分类讨论、求同存异的方法。仅据《晋书·礼志》《通典》等典籍所录，挚虞分类探讨了二社、六宗、明堂、郊祀、祀皋陶、庙设次殿、挽歌、丧佩、吉驾导从、公为所寓服、傍亲服、师服等具体的礼制问题。这既是对分类讨论思路方法的实践，也与《文章流别论》的分析方法有高度一致性。

　　此外，在具体论述各类文体时，挚虞也联系礼义加以阐释。比如，他提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宣扬文章的政教礼义传统。其论“赋”云：“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可见，他将赋这一文体作为情与礼的结合体。陈戍国提出：“我们认为挚仲洽的《文章流别论》若干部分不仅在内容方面牵涉文章与礼制礼义的关系，而且其本身形式就近乎礼文学作品。”由此可见，《文章流别论》与礼学息息相关。

　　礼学复兴推进文体分类与辨析

　　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文体论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产生了影响，《文心雕龙·才略》云：“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挚虞述怀，必循规以温雅：其品藻流别，有条理焉。”刘勰继承了《文章流别论》的分析方法，对各类文体进行分类讨论，表现出极强的条理性与系统性。明人张溥云：“《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矣。”这点明了《文心雕龙》与《文章流别论》的关系。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故《文心》多袭前人之论，而不嫌其钞袭，未若世之君子必以己言为贵也。即如《颂赞》篇大意本之《文章流别》，《哀吊》篇亦有取于挚君，信乎通人之识，自有殊于流俗已。”

　　刘勰不仅继承了挚虞的分析方法，也发扬了挚虞的研究思路，将礼学与文体论结合起来，探讨各类文体与礼学的关系及其礼义内蕴，可谓依礼立义。除了挚虞这位近源，刘勰文体论的依礼立义亦有远源。《文心雕龙·宗经》云：“《礼》以立体，据事剬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生言，莫非宝也……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刘勰认为，《礼》是用来建立体制，制定规范的，因而条例详细。铭、诔、箴、祝这几种文体即出于《礼》，这种观点是渊源有自的。如《汉书·艺文志》云：“六艺之文……《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扬雄《法言·寡见》云：“说体者莫辨乎《礼》。”无论“立体”“明体”还是“说体”，这里的“体”既有儒家道德体制之含义，又有文章体式之意蕴。《汉书·艺文志》认为从《礼》演变出的文体，极为鲜明、富有特色，而《法言·寡见》则认为《礼》对于辨析文体的作用很大。由此可见，《礼》对各类文体的兴起有很大推动作用，刘勰汲取了汉人关于《礼》与文体关系的观念，并以此作为《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立论基础。

　　《文心雕龙》文体论的依礼立义，不仅受到前人影响，亦是缘于南朝礼学的推动。世人对形式与唯美的极度推崇，使南朝各体文学均高度发达，加速了对文体的分类与辨析，诸如任昉《文章缘起》、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等著作皆对诸多文体进行了分类辨析，使文体分类学在南朝走向成熟。文体分类与辨析表面上看是文学内部的事，但从本质上说也是礼学发展所推动的。

　　南朝文体分类辨析与当时礼学与礼制的发展密切相关。齐梁时期，三礼之学不断发展，五礼制度日臻完善，礼制条目的进一步区分与细化使南朝士人对礼学、礼制的概念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体认。梁初所修《五礼仪注》有120秩1176卷8019条，可谓卷帙浩大、条目繁多。如此一来，因礼学的发展、礼制建设的需要而产生出与之相应的蕴含礼义的文学作品，即礼文学作品。随着礼制的增多，礼文学作品的数量也日渐繁多，礼制的区分辨析促成了对这些礼文学作品的集中分类归纳，由此催生出对相应文体的分类辨析。

　　南朝礼学特重五礼，《文心雕龙》文体论中的“礼文体”即与五礼密切相关。五礼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涉及的是吉、凶、宾、军四礼，在《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讨论的33类文体中，颂、赞、祝、盟、铭、箴、封禅用于吉礼，诔、碑、哀、吊用于凶礼，诏、策、章、表、奏、启用于宾礼，檄则用于军礼。这些文体是礼典礼制的产物，本身即在礼典礼制之中，是礼学思想的直接外化，所以可称作“礼文体”。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礼学复兴的背景下，文体分类与辨析渐趋兴盛。礼学的发展、礼典礼制的更新，促成了诸多与之相应的文体的产生与发展，各类礼典礼制的不同又决定了相应文体个性特质的生成，礼典礼制的繁复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文体的繁多。这一文学现象得到文论家的重视与探究，挚虞与刘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刘勰的《文心雕龙》全面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文体分类与辨析的成果，并对各类文体的礼义内蕴进行了系统考察梳理。从礼学新变与文体论发展的关系着眼，可对魏晋南北朝文体论的生成背景与文化内涵有更深入的认识。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