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记的特征与文化意义
2022年03月07日 09: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7日第2361期 作者:谢文芳

  近年来,城市传记写作在中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出现了《南京传》《广州传》《北京传》《上海传》等众多城市传记,掀起一股城市传记的书写热潮。这不应只被看作一场短暂的书写热潮,因为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城与人,城与家、国的联结中,具有“实”与“史”双重特质的城市传记书写在个体与历史的深度对话中,呈现出城市文明的演进历程,打开了广阔的城市精神空间。

  非虚构的特征

  对于中国的文学书写实践而言,城市传记是一种新鲜的文体,它打破了传统传记文学以人物为传主的限制,将城市纳入书写视野。传主性质的改变,必然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城市传记书写应围绕怎样的核心选择与组织浩如烟海的史料,以汇聚成相对完整和真实的城市图景?如何建立史料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延展城市内在的精神脉络?

  城市传记具有非虚构特征。传记的价值在于真实,传记文学有与生俱来的真实性。作为一种非虚构书写,无疑应高度警惕任何有意无意违背史实以达成某种主观书写预设的行为。无论是对纷繁史料的搜集梳理与去伪存真,还是从案牍到田野的研究方法转换和考察视野延伸,城市传记的书写者注定要紧扣“实”与“史”来进行写作。也许某些城市传记的叙事路径、风格或阐释角度与读者的既定认知或阅读预期存在差距,但这并无损其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非虚构作品的定位。

  “实”的标准是非虚构书写不言自明的重要前提,但相对人物传记几十年的时间跨度而言,要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追溯中有效召唤城市的记忆,就需对浩瀚的资料进行精心选择与剪裁。也许,我们可以跳出史料来看史料,将目光投向史料背后的城市文明,于是城市传记的历史追溯就有了方向,史料的选择也有了可以围绕的主轴。这种穿透历史表象聚焦精神内核的深度关注将为城市传记书写提供更加广阔,更具包容性、洞察力、解释力的观察视域,因为它为创作者增添了一个可以承托历史的支点。而且,在带有总体阐释性特征的城市文明视点之下,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各方面的文献都会成为书写的重要资源,有助于作家将城市历史置于大历史文化观的视域之下,还原真实立体的历史面貌。例如,邱华栋的《北京传》以建筑为窗口展示城市文明的演进历程,这种书写策略有力地支持了城市传记写作的非虚构性。

  史传结合的特点

  城市传记还具有史传结合的特点。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相结合,将主要围绕政治、经济、军事展开的传统历史书写可能遗漏的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纳入关注视野。“一座城就像一个人,也是慢慢生长起来的,城市是一个生命体。”(邱华栋《北京传》)人是城的魂,也是文学视野中永恒的焦点,是城市书写中连接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榫卯。城市传记书写务实戒虚,但这并不妨碍对历史人物命运的关切及对人性的探索。

  在历史与文学的双重视野之下,城市书写的精神含量更为丰盈,城市的面目、性格、色彩清晰地浮现出来,有助于实现为城市文明立传的目标。当下,城市传记书写既忠实于历史又超越具体历史事件,着力呈现城市文化的发展历程,这是城市传记的共同特征。如孔见的《海南岛传》通过描述流放悲客与地方贤达在历史上的行为际遇,将我们引向历史深处,见证一座岛屿的命运变迁。在城市传记的书写实践中,作家不是浮于表面地僵化地再现历史,而是以一种探寻历史、观照当下的方式进行创作。历史空间与文化空间、文学空间的并置,历史事件与当代经验的碰撞,给予书写者广阔的思想与精神空间,书写者在历史与现实,个体生命与群体事件,城与家、国的复杂互动中,深入历史肌理内部,呈现生动而富有实感的城市文明演进历程。

  个体与历史的深度对话

  城市传记是作家与城市的深度对话,也是个体与历史的深度对话。城市传记写作没有标准范本,不同写作者通常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一方面,作者只能谨慎地依据书写对象的特征来量体裁衣。有的城市传记纵向驰骋千年,如邱华栋的《北京传》从公元前1046年建立的蓟城写起;有的却只是聚焦近几十年的城市历史,如叶辛的《上海传》第一章为《二十八年前的上海》,全书主要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发展和建设历程。另一方面,作家可以适当行使创作者的特权,比如,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选择个人偏爱的视角审视一座城。个体经验隐蔽地支配着创作者的视线,历史观、文化观甚至个人性情都会无声地影响作者眼中的城市景观。个体烙印在作家与历史的互动中被悄然刻进对城市历史的书写中。例如,叶辛的《上海传》钟情于俗世烟火,聚焦于对具体而微的吃穿住行的描摹,从日常生活角度切入,丈量城市可触可感的精神温度。

  不少城市传记对著名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叙述,其叙事、摹人、辨理、抒情往往带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例如,孔见的《海南岛传》第九章《苏东坡:死透了的大活人》,将人物置于宋朝文化的大背景下,深度剖析儒释道文化对苏轼思想的影响,进而解读其在海南时洒脱通达的处世态度背后的文化密码。又如,叶兆言的《南京传》第四章第三节《李白来了》,对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作了解释。李白此文的真伪存在争议,传记作者通过解读此文的文风对争议作出回应,体现了勇于缝合历史碎片,多维度观察历史、探索真相的自觉意识。

  城市传记书写的热潮还在继续,“丝路百城传丛书”“大湾区城市传记系列”等更因其浩大之势而令人瞩目。然而,这一新文体在创作实践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怎样在日常生活层面建立历史与城市精神的联系,如何在“实”与“史”的制约下实现城市传记“传”与“史”的平衡。积极挖掘城市传记的文学表现力,一方面有助于打开广阔的城市精神空间,另一方面也可使这种文体更好地参与到城市文化建设中,拓展文学书写的意义。

  (作者单位: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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