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大规模传入，文艺理论界先后出现了“方法论热”“观念论热”等知识论反思。其中，发轫最早、持续至今的是关于文艺本体论的讨论。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界关于文艺本体论的探讨，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文艺独立性层面引发的文艺认识论与文艺本体论的争论，二是从哲学理论层面引发的文艺本质论与文艺存在论的争论。这两种关于文艺本体论建设的争论，不仅体现了40余年中国文艺自身发展的路径及方向，也为深化当代文艺研究提供了反思角度和多种研究方法。
从机械反映论到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文艺理论界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从忽略自身独立性的文艺认识论、推崇建设文艺本体论，到批判走向狭隘化的文艺本体论、强调外部研究的文艺认识论。文艺理论研究者在上述两种路径独立发展的基础上，找到了推进文艺本体论建设的统一方向，并使这两种路径达到有效结合。
自20世纪50年代毕达可夫等苏联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文艺认识论传入中国后，国内文艺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提倡的客体反映与主体创造相结合的文艺认识论等同于仅反映客观现实的文艺反映论，将文学看作反映社会生活的工具、宣传政治策略的传话筒。这就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过度关注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作品的思想意义大于审美意义，进而导致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逐步弱化，文艺认识论也走向了主要关注文学外部研究、忽视文学内部研究的僵化模式。
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学研究者先后将“老三论”“新三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和包括现象学、结构主义、新批评等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用于文学研究中，以此推动文艺研究逐步转向研究文学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文艺本体论。
文艺本体论不仅注重文艺自身的审美特性，也注重探讨文艺内部发展理论的本体研究，并大体出现了形式本体论、人类学文艺本体论、否定形式本体论、格式塔质本体论等形态。其中，形式本体论将文学文本看作认识的对象，从作品形式、语言等出发，将作品看作有着独自意义的独立自足体，探讨文艺独特的审美特征；人类学文艺本体论则强调以人的生命体验、社会实践为研究对象，将艺术本体看成人类本体，认为文艺是生活的一部分，两者具有潜在的同构性；否定形式本体论将具体的文学要素作为研究对象，格式塔质文艺本体论是在文学主客体相统一的架构中探讨文艺的本质。
尽管这些新形态推动了文艺本体论建设，但依旧存在一些弊端。如形式本体论过度关注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等“内部因素”，忽略作者、读者、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从而“大大缩小了文学作品研究范畴和文学作品本体的意义”；人类学文艺本体论则以非理性的“生命”作为本体，简单地将文艺等同于人类的生命，淡化文艺的特殊性。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文论界认识到文艺的研究依旧需要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文化等文艺认识论的参与。不同于从前完全依赖客体的机械化文艺认识论，新的文艺认识论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既依赖客体属性，又离不开主体的能动作用。它属于文艺的外部研究，与强调文艺内部研究的本体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着独立且统一的紧密关系。
无论是文艺认识论走向机械化，还是文艺本体论存在较大局限性，均说明文艺内外部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当今文学研究者需密切关注文艺与其他话语的关系，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超越。此外，文学研究者还应在文艺本体研究基础上综合考虑文艺发展的外部环境，不仅要有本体论内部的探究，还要向本体论之外探寻，将文艺本体论与文艺认识论相结合，以此建构更为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
从绝对本质主义到本质论与存在论相结合
从哲学理论层面来看，新时期以来的文艺本体论建设还包含文艺本质论与文艺存在论的论争。这两者在寻求各自独立发展的基础上，找到了共同推进文艺本体论建设的统一方向，并由此形成了独立统一的关系。
本质论探讨的是某一事物用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最直接、最核心的特征。文艺本质论指对“文艺是什么”的终极追问，它是文艺本体论在哲学范畴上的体现。尽管本质论是人类认识世界、探寻世界奥秘的一种指导理论，但“‘本质主义’理论的实质和要害之一，就在于它是一种‘非历史主义’……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绝对实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这个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于是，在20世纪末，文艺理论界兴起了反对这种僵化、极端化、绝对化本质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热潮，使大多数文学研究者转而开始追寻具有现时意义的“文艺存在论”。
有学者指出，“以‘现代存在论’为哲学基础建构的文学理论即文艺存在论。它主张立足文学活动整体、文学文本全貌对文学进行综合性和总体性研究”（单小曦《从“反本质主义”到“强制阐释论”》）。此后，文艺本体论研究不再是探讨文艺或美的本质的学问，不再是解决哲学终极问题的中介，而转向了对文艺自身存在方式的关注。存在本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形而上的本质论，使本体论研究走出空洞的、概念化的哲学终极追问，转向对现时的、具体化的存在方式的现实探讨。但“它也使文学本质的言说失去了合法性，文学理论的建构被取消，代之以历史的陈述，从而可能导致绝对的历史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杨春时《后现代主义与文学本质言说之可能》）。这就促使文艺理论研究者再度关注文艺本质论研究。
文艺本质论强调从文学的本质特征入手研究文艺本体论，文艺存在论则是就现时文学存在的方式、呈现的发展趋势建设文艺本体论，它们属于文艺本体论在哲学范畴内展现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互为前提，但又彼此相对独立。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应只研究文学此在的存在方式，还应追寻其根本特质，将“是什么”与“如何是”结合起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以‘本质论’还是‘存在论’作为理论基点与核心观念，都只意味着它所选择的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点或‘支点’不同，它所着重关注的现象和问题不同。无论怎样，它还是要借此去撬动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要把这种理论观念与其他理论观念关联沟通起来，要对那些基本文学理论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赖大仁《当代文艺学研究：在本质论与存在论之间》）当今文学研究者只有在新的社会和文学认知上，将文艺本质论与文艺存在论相结合，从共时与历时、本质与具体存在等方面入手，对文艺进行全面研究，文艺本体论建设才能更具理论性、全面性和系统性。
在历史与实践的具体统一中发展文艺理论
无论是从文艺层面出发，产生文艺认识论和文艺本体论的论争；还是从哲学层面出发，走向文艺本质论与文艺存在论的对峙，都体现了文艺本体论建设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及其建设道路的曲折性与延续性。文艺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与磨合过程为文艺本体论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首先，文学研究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地位。文学研究者不可“以主体性排斥物质性，以抽象化排斥具体化，以感性体验排斥本质认识”（马建辉《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及其论争》），而应以物质本体存在为前提认识文艺现象，防止文艺本体论建设走向僵化与虚无。文艺研究者还应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认识到文艺认识论与文艺本体论间既独立又统一的关系，从两者的发生、发展、变化和自身矛盾性着眼展开研究，不仅考虑文学内部的一般特征，还要考虑其与外部社会、政治等的关联。此外，文艺研究者还应坚持历史观点与实践观点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在历史的全面把握与实践的具体认识中建设文艺本体论。
其次，文学研究者要推动方法论的多元发展。无论是将文艺研究划分为文艺认识论和文艺本体论，还是将其划分为文艺本质论和文艺存在论，文艺研究者都要意识到“任何一种文艺理论都不可能穷尽艺术的所有本质特征与规律，它只能从某一角度、某一层面，甚至是某种程度上揭示出艺术的本质与规律”（董丽《开拓文艺学研究的学术空间》）。这些角度和层面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是文艺理论研究的不同分支，共同组成相对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文学研究者既要将认识论与本体论相结合，也要将本质论与存在论相结合，在各个理论的交叉发展中，追求最符合文艺现实状况的道路，建设更为全面系统的文艺理论。此外，“为了破除这些已经被普遍化、自明化的理论前设与概念体系”（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文学研究者也需要有批判性思维，要有历史性批判和自我批判及纵、横双向的历史梳理与考察，也要有对文艺现象的终极哲学追问。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