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产生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社会文化史的完整解读也离不开疾病史的注解。医生是最早的疾病史研究者，其目的是记录和分析病因与疗法。自20世纪初期开始，欧美史学家“侵入”这块医生的“私享领地”。到20世纪70年代，医疗社会史研究已趋于成熟，疾病史作为其中一个分支也获得重要进展。这其中，疾病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对话是个切入点，它影响了疾病史研究的当下及未来。

　　以疾病史视角研究历史

　　20世纪中叶，年鉴学派提出“整体史观”，倡导将研究视野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为历史学与疾病史的交叉合作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伴随“新文化史”的兴起，涌现出一系列疾病史经典著作，为传统史学研究打开了新思路，推动了历史学与疾病史的互动。进入21世纪，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殖民化等史学议题，都被加入疾病史的书写范畴，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结合疾病的演变来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揭示在传统史学研究和民族国家历史框架内被忽视的历史现象，同时使用新的史学方法，如心理史学、口述史学、环境史学、计量史学等，使史学研究呈现出更丰满的轮廓。

　　史学家们意识到疾病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自觉将疾病史纳入历史考察与阐释的范畴。疾病既可视为一个单纯的生物学事件，也可能转化成复杂的社会性事件，由其引发的“蝴蝶效应”搅动起社会各个机能的调适与革新。以霍乱为例，1831年，这种致命的病菌跟着欧洲殖民者的商船从恒河三角洲传入英国，直接带动了英国城市的公共卫生立法及对医生行业的关注，调整了其城市化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西欧的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造成数千移民穿越大西洋，使霍乱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欧洲与其他地区大量的商贸往来以及移民涌入，霍乱又进一步殃及非洲和美洲，造成全球性的灾难。霍乱的大流行展现出19世纪社会的基本面貌：工业化、全球贸易、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社会动荡以及人口迁徙。在人类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疾病的生态演化已经超越了医学的向度。它与历史发展的重大阶段相互渗透，成为社会文化史不可忽视的段落。

　　以社会文化史视角认识疾病

　　随着人类对疾病认识的深入，疾病自身的理论完善与诊疗实践也愈发需要人文学科的支撑与解答。1543年，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初创生物医学体系。医学由此逐渐摆脱了巫术、宗教神学的束缚，揭开了人体自身奥秘的帷幕。到19世纪下半叶西方生物医学体系基本形成。生物医学模式对疾病的认识来自于人的生物学指标的测量或病理变化。人体被视为一部结构精密的机器，疾病是某一部位零件出现故障或损伤。医生的工作就是通过临床检查和实验室仪器进行诊断，再根据人体生理构造的相似性进行“修理”或消除病变目标。但到20世纪下半叶，这种“身心分离”的生物医学模式已备受争议，并暴露出其在医疗实践与医学观上难以克服的不足。

　　正如乔治·罗森所言：“人类疾病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是‘单纯的自然反应’，相反，总是经受社会活动以及其所创造的文化环境的调适与改变。”生物医学模式立足于生物科学，但仅凭技术上的优势，医学很难一直为患者做出最优的选择。比如，病理学与细菌学知识体系可以解释肥胖、糖尿病等疾病，但却无法解释如抑郁、焦虑、神经衰弱等心理疾病。因为这些疾病大多与社会文化相关。从某一角度而言，它们也是一种文明病。个人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福利、生态环境等，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都可能影响疾病进程。因此对疾病的研究不能只关注生物致病因素，而游离于社会文化的背景之外。

　　1977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人除了生物属性之外，还具有社会属性，并有着相互联系的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由此带动了医疗实践与医学观的转变。它提倡从关注生理病理变化扩展到心理和社会层面；从单纯的疾病治疗扩展到社会环境方面的综合治理，从重治轻防转向防治并举，扩大认识疾病的深度和广度。疾病史研究自此不再囿于过去医生专营狭小园圃，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纳社会文化史的加入，以求全方位地解读疾病在生物意义之外的影响和对策。

　　欧美疾病史的发展走向

　　20世纪后半叶，随着人们对医疗与健康的关注，以及史学研究自身的发展需求，疾病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开始步入一个由窄入宽的转型期，呈现出研究对象多元化、研究手段专业化、研究视角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第一，研究对象多元化。文化种族、宗教传统、家庭生活等社会文化因素都被纳入疾病史的研究范畴，研究者愈发关注疾病的多元文化建构，以及医疗体制、医患关系、疾病观念等现实命题的伦理与实践解读。研究内容与方法的交叉给疾病史的纵深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跨学科与跨文化成为疾病史研究的显著特征。一方面疾病史的书写需要结合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合作才能更好地挖掘历史的真相，满足其社会文化的多元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疾病的传播并没有固定的地理空间概念，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疾病的语境下被连接、整合，因而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界限。追踪与记录这些复杂的过程，超越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给疾病史的书写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第二，研究团队专业化。早期的医疗史研究曾被讽刺为“没有医学的医学史”。晦涩艰深的医学知识给历史书写造成困难，受到历史学者们本能的回避与排斥，只能强调“从疾病透视社会文化”。由于专业医学背景知识的缺乏，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难以获得史学界与医学界的普遍认同。现今的疾病史研究更加注重研究者的双重知识背景以及跨学科的协同合作，鼓励结合医学热点问题，着力于在扩充历史认知的同时服务于医疗实践。比如，在1997年成立的埃克塞特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已经形成了人文社科研究与医疗实践相结合的良性循环。该中心汇集了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健康学等学科的专业人员，并与社会基因学研究中心、埃克塞特大学医学院、环境与人类健康欧洲研究中心合作，推动医学史及相关历史研究的方法和领域发展。

　　第三，研究视角全球化。早期的疾病史研究多数是在民族国家或地方医学的框架内进行的，全球史观的崛起在过去30年间为疾病史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历史学家尝试抛开严格的地域与民族区别，将疾病史研究放置在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要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梳理全球疾病的历史，而强调跨文化及跨国家对理解疾病、健康与医学的必要性。尤其关注病原体的转移、演化与社会变迁、文化偏好、生态环境，甚至是更细微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以揭示疾病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及影响。

　　疾病从来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它连接着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它分享着先进的科技成果，也探寻着人类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源。它鼓励学者们以全局性的眼光去考察历史上的细枝末节，也驱使我们突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传统界限，思考并完善医学的伦理内涵。当今的疾病话语已突破原有的生物学界限，开启了社会文化富于变化的多维空间。这是一门关乎生命的学问，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未来人类对于自身疾病与健康必将更加重视和了解，征服疾病的进程将永不停歇，这正是疾病史研究的动力和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