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商业史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诞生于美国。时至今日，它已成为跨越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一个世纪以来，商业史研究的范式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变。了解这些转变，对于我们理解商业史研究的旨趣、方法和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商业史研究学术化

　　早在19世纪，一些欧洲学者的企业史著作就已经具备商业史的某些特征。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商业史”一词是由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华莱士·多纳姆于1926年首次提出的。同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出版了第一本商业史学术期刊《商业史协会公报》，1954年更名为《商业史评论》，至今仍是商业史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之一。1927年，哈佛大学商学院聘请诺曼·格拉斯为首位商业史教授，并授权他建立了哈佛大学商业史研究中心。193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哈佛商业史系列丛书”，一直延续至今。客观而言，哈佛大学商学院是推动美国早期商业史发展的最重要学术机构。

　　商业史在美国的兴起，与特殊的时代语境有关。19世纪后期以降，工业化浪潮席卷美国，随之诞生了一批垄断性的巨型企业。不少“进步主义者”认为，大公司正在试图全方位地控制社会经济，破坏美国的自由传统。企业史研究热潮由此兴起，其宗旨是揭发大公司的丑闻。经济大萧条开始之后，这种黑幕揭发式的商业史研究风潮更加兴盛。

　　以诺曼·格拉斯为首的哈佛学者致力于消除企业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初步确定了商业史研究的范式。首先，商业史研究的焦点是公司的实际运作方式，而非公司“发家史”背后的黑幕。其次，商业史研究的路径是从上层管理者出发，描述个体公司的演变。再次，商业史研究应该遵循历史学的一般规范，注重对资料的搜集和保存，同时要有长时段的分析。最后，商业史研究的对象不仅局限于垄断性大公司，还应包括大量的中小企业。格拉斯等人集中研究了新英格兰地区一批规模不大但有长期成功史的制造业公司，考察了这些公司的创业、市场发展、新产品开发、企业管理者与经营者的代际转移等问题。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阿瑟·H. 科尔为代表的哈佛学者从社会科学中汲取灵感，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商业史研究的思想基础，进一步推动了商业史研究的学术化。当时，他们就已被冠以“哈佛学派”之名。

　　“哈佛学派”的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商业史发展成一个专业的、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领域。但是，这种范式的研究主题太过模糊，难以引发广泛的兴趣。而且，与黑幕揭发式的商业史相比，这种范式给人以脱离现实政治之感。此后数年中，商业史逐渐成为理论经济学的附属物。

　　钱德勒开启管理革命

　　二战之后，美国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因此，人们开始以更积极的视角看待大公司，将其视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的贡献者。同时，社会科学快速兴起，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影响，激发了商业史研究的社会学转向。阿尔弗雷德·钱德勒顺应这种社会和学术语境，确定了美国现代商业史的研究范式。

　　首先，钱德勒修正了商业史研究的主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商业史的研究主题日渐窄化。一方面，“企业家和大公司是强盗还是英雄”这一旧式的道德追问，仍是不少商业史著作的主题；另一方面，企业家传记和关于个体公司的研究大行其道，企业史几乎成为商业史的代名词。钱德勒为这两大弊端开出了良药。第一，商业史的研究主题不是对企业家和公司进行道德评判，而是如实讲述企业家和公司的历史。第二，商业史应将企业家和公司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发现商业变革与历史变迁的关系。

　　其次，钱德勒拓展了商业史研究的内容，将管理纳入商业史研究视野。1962年，他出版了《战略和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篇章》，首次将管理作为商业史研究的焦点。他认为，企业的管理结构必须追随战略而变化，企业在采取扩张性投资策略时，目标越远大，就越需要发展出能够协调投入流量和产出分配的管理结构。

　　在此基础上，钱德勒开启了美国商业史研究中的“管理革命”，对企业管理者和组织体系的考察成为商业史研究的核心。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和分配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最高效率地协调经济资源的配置。钱德勒对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的企业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上发生了根本变革。首先，不少企业中出现了职业化的管理阶层，他们成为企业的核心和灵魂。其次，功能少、经营单一的传统小企业，逐渐被大型多单位、多功能的现代工商企业所取代。这两大变革，使企业可以在内部实现对原料供应、生产、分配和最终消费这一整体流程的控制。与市场相比，这只“看得见的手”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此观点动摇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让人们首次意识到，市场调节的过程并非自动发生的，市场结构也不是经济绩效的决定因素，而是管理决策和影响企业组织的制度框架塑造市场的结果。

　　20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美国商业史著作均带有明显的钱德勒印记，有的学者直接将美国商业史研究方式称为“钱德勒范式”。他的研究还对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商业史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国际范围的商业史研究均出现了“管理学转向”。

　　尝试超越钱德勒

　　20世纪末以来，不断有学者指出钱德勒模式的问题。比如，忽视管理者的个性；几乎完全无视公司底层雇员；具有明显的“去政治化”特征；忽略对政府和公共政策的考察。在弥补这些不足的基础上，学者们尝试超越钱德勒，构建新的商业史研究范式。

　　第一，关于单个企业历史的传统企业史研究有复兴之势。不少研究者认为，钱德勒范式过于强调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活动模式，无法展现企业的独特之处。因此，他们重新研究单个企业的历史。这些研究往往聚焦于上层管理人员的行为、企业特殊产品和服务的发展以及重要外部事件。

　　第二，对中小企业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一直以来，大部分商业史研究者关注的都是大企业，近年来，不少学者指出，大量中小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拥有持久活力，创造了巨大价值，值得关注。目前，最热门的主题是考察小企业如何适应国家和大企业。

　　第三，跨国公司研究方兴未艾。这一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兴起。在此之前，学者们着重关注资本的跨国流动。此后，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从海外投资扩展到更加宽泛的领域。比如，科学管理理念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之间的传播；高等商业教育的国际差异；大公司的企业文化在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异文化对跨国公司的影响等。

　　第四，政府与商业活动的关系是美国热门研究领域之一。其中，商业史与公共政策史的融合，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研究方向。最新的研究认为，商业决策深受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某些具体历史阶段，商业决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往往复杂多变。

　　第五，商业史开始参与到最新的历史研究趋势中来。妇女史、跨国史、情感史等新兴史学潮流，都受到商业史家的关注。新资本主义史的领军学者斯文·贝克特应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邀请，带领学生共同研究商业与资本主义的历史。

　　总体而言，美国的商业史研究正进入一个越来越多元、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时代。大公司和中小企业都是重要研究对象，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皆为研究重点，自下而上和从上而下两种视角并行不悖，政治因素和商业行为不再分裂。但是，在这些领域中，目前尚未产生像钱德勒那样可以界定研究领域的学者。虽然有学者尝试构建全新的商业史研究范式，但是能否成功，还远未可知。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