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是人类进入近代化之前世界文明融合发展的黄金期，也是中国走向世界并带动世界发展浪潮的鼎盛期。在这一过程中，有两条伟大的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条是联通欧亚大陆的海陆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贯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极大地缩短了中国南北交通的距离，加快了商品运输速度，同时将北部自西欧、阿拉伯、印度至中国新疆、蒙古帝国而来的陆上丝绸之路，与自日本、高丽、安南等东南亚各国至中国刺桐（泉州）、宁波而来的海上丝绸之路联结成一条延伸中国南北、世界东西的广阔通道。中华文明经这条大通道远播海外，融入世界文明；世界各民族文明则由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再通过运河流淌进中华民族的血液。京杭运河正如中国联通世界的大动脉，以有容乃大的气魄涵养并派生出丰富绚烂的气象。而13—14世纪中国文学中有关大运河的书写，则从不同角度立体呈现了这一时代景观。

　　地理交通密切相连

　　元代打破隋唐运河东西走向格局，自元大都起，经河北沧州、景州、山东临清、东平、江苏彭城（徐州）、淮安、高邮、扬州、苏州，至浙江嘉兴、杭州，经浙东运河可达宁波，直通东南海域。宋代设有十三个贸易港，元仿宋制，于泉州、广州、庆元、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七处市舶司。这些入海港口普遍位于京杭运河附近或是通过大江与运河相连，形成海、江、河相互交织的庞大水运网络。凡由丝路来华的外国商旅必会经过京杭运河。“南海百蛮之入贡者”“天使之驰驿而来者”“东辽西域幽朔之浮淮越江者”咸集于此。（方回《姑苏驿记》）日本、高丽等商旅皆渡海至东南沿岸港口系缆登岸，沿运河北上。

　　日本五山僧人由宁波经浙东运河至杭州西兴渡，对岸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的景象记忆尤深：“南音北语惊叹奇，吴越帆飞西兴渡”（别源圆旨《送僧之江南》）；从海路来华的西方商旅则沿波斯湾、南洋群岛至泉州或广州登陆，从长江下溯运河，北上大都。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清晰记载了其行经路线，先抵刺桐（泉州）：“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的无数。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至穗城（广州）：“我们在这条河上走了二十七天……就这样一直到达穗城……艾布哈亚河于此处入海，所以这里也叫海河汇合处。”（马金鹏译注《伊本·白图泰游记》）经干江府（江西）、汗沙城（杭州）沿运河直到大都。他认为全中国之水道，似皆为一运河支流连贯，可见京杭运河在外国人对华认知中的重要地位。

　　除港口外，发达而密集的水路驿站也对丝路的拓通起到重要作用。元代驿站不仅连接大都、上都直至西域的路程，且贯穿运河，催生出一座又一座运河城市，保障了海陆丝路的畅通。

　　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当年就是从阿拉伯湾向北，跨越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边缘，一路经驿站到达大都，后经运河至泉州回国。运河上的驿站大约五十余处，如桃园驿、姑苏驿、毗陵驿、云阳驿等。元人方回作文赞颂姑苏驿之景：“水站曰宾贤，傍为通波亭，以至迟运站，鞍韂舳舻，仆从烝徒之须，无一不饬。帷帱瓶盎坐卧饮食之器，无一不具，而百花洲以娱过往宾客，至翘首骇目，憩劳息倦，发喜而欣。”（方回《姑苏驿记》）驿站上，舟船整齐地排列，饮食、休憩、娱乐样样齐全，宾客云集，虽有羁旅的疲倦，却掩饰不住其欢快喜悦之情。这种愉悦的情感与安全的商贸环境密不可分。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称赞一路上的治安：“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每一宿处都设有旅店（驿站），有官吏登记旅客姓名并盖章，至下一旅店后详细核查，“自穗城至汗八里各旅店亦皆如此”（马金鹏译注《伊本·白图泰游记》）。运河上完善的基础设施使中外商路畅通无阻，推进了丝路繁荣时代的到来。

　　风物书写视角广阔

　　之前罕见的西域风物，如今进入寻常百姓家，且用之不尽。

　　杭州运河上“每日所消胡椒为四十三担，每担重量二百二十三磅”，河堤上建有大厦，“印度及其他诸国商人俱于此储藏货物”（余前帆译注《马可·波罗游记》）；在金陵还能吃到新鲜的西域诸果，“敢忘止足求多味，已分充饥饱一麻。但喜遐荒时入贡，氊车风物满流沙”（释大《谢张雪峰司农惠西域诸果》）；熏陆、胡椒、腽肭脐（海狗）、明珠、象齿、骇鸡犀（海兽）应有尽有，“世间莫作珍奇看，斛使英雄价尽低”，这些宝物全部通过运河运往京都，“春风通惠河头路，还与官家得宝歌”（宋本《舶上谣》）。苏州阊门出现回回医官开刀取物的早期外科手术；运河南端的杭州民众在看到西域人“绝与中国殊”的娶妇礼俗时，竟然发生了“攀缘檐阑窗牖者，踏翻楼屋，宾主婿妇咸死”的奇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伊本·白图泰在杭州舟中还听到了波斯音乐：“（长官的公子）携带歌手乐师，他们用中国文，用阿拉伯文，也用波斯文演唱。”

　　运河上的能工巧匠生产出的日常器物也通过丝路远销海外：“当地人还用这种竹子制作一些奇巧的盘子，即使从高处落地，也不会摔碎。虽于盘中放置热菜热饭，也不会变形褪色。这种盘子运销印度、呼罗珊等地”（马金鹏译注《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里所描写的盘子就是我国著名的竹胎漆器。可以说丝路的畅通使京杭运河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世界化的全新时期。

　　视域胸怀大气磅礴

　　繁荣的商贸往来，使人们在自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世界各地的风俗民情，离乡万里也能“如在庭户”“如出邻家”。

　　常年漂泊于运河的人总会睹物思乡，将家乡风物与运河风物相对比，产生无限联想。白图泰就写到：“沿河都是村舍、田禾、花园和市场，较埃及之尼罗河，则人烟更加稠密……还有葡萄和梨，我原以为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梨是举世无双的唯一好梨，但看到中国的梨后才改变了这一想法……我国出产的水果，中国不但应有尽有，而且还更加香甜。”（马金鹏译注《伊本·白图泰游记》）向蒙古帝国进贡天马的法国人马黎诺里，在乘运河从大都到泉州的途中写到：“这里城市无数，物产丰富，有许多水果是我们拉丁诸国闻所未闻的。”（《马黎诺里游记》）

　　外国人游览运河大多有惊叹之感，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比家乡要好，这是旅游途中的新鲜感所致，但也折射出13—14世纪大元帝国统治下海纳百川、民熙物阜的盛世气象。元人曹元用在登览济州运河时抒发到：“谁能跨海为一呼，八表神游共豪举”（曹元用《陪冀右丞诸公宴于太白楼》），西域人萨都剌在登临杭州两山亭时也不禁感怀：“四海混一车书同，形胜何须限南北”（萨都剌《登两山亭》）。这种大气磅礴的视域及胸怀，见证了丝路背景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运河文明。

　　如果说13—14世纪是丝路发展的高潮，那么京杭运河就是丝路文明在中国内陆的重要缩影。在这条狭长水道上，各民族人民同生共息，各国文化交流碰撞，不断推动并改变着运河上人们的出行方式、生活节奏、思想观念，促进着运河创作书写的多样化。在这条运河与海陆丝路贯通而成的大通道上，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成为一个融合世界文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中国”。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