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新的时代征程与历史起点上，文艺理论界学人既回顾过往总结经验，又面向当下展望未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还是文学基础理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艺美学，均在回顾与审思中向着振兴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的道路不断前进。

　　总结四十年发展菁华

　　改革开放四十年，文论研究在打破掣肘之后，尤其是在新方法、新思潮的译介影响下，带来了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并在文论研究诸领域取得了可观成绩。适时回顾本土文论研究中取得的历史成就，总结经验、汲取菁华，成为2018年学界关注的一大焦点。

　　张炯在《文艺理论四十年回顾》一文中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文艺理论研究的成就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入新的高度；第二，文艺理论多层次、多视角探索成就卓著；第三，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新成果不断涌现；第四，紧密联系文艺实践的理论批评十分活跃。应该说，其从马克思主义文论新高度、文论研究新视角、多学科方法新突破、文艺批评新起色这四个方面进行总结，简要概括了中国文论四十年发展的历史菁华。

　　具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方面，党圣元在《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与导向》中呼吁要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典精神，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要彰显民族性、原创性和系统性，以建构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朱立元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演进与思考》中也认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新时期文艺理论繁荣的根本前提，当代文论建设要立足于当代中国文艺实际，处理好与文论传统的关系、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不断推动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实现理论的更新发展。此外，张永清也从批评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技术素养、文学素养三方面，指出构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新方法与跨学科研究方面，学界主要聚焦于对科学主义思潮以及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热”的意义探讨上。刘方喜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相比较，以重新发掘其历史意义。安静《科学主义批评潮流的兴起原因及当代启示》通过翔实考辨，认为“科学主义批评潮流以人文学科的本体发展为价值追求，以文艺美学的独立性为最终的审美归宿，所有这些要素都使得这一段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集中探讨问题方法

　　如果说四十年文论研究在破“旧”立“新”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那么，一体两面背后所潜伏的种种问题，似乎愈发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兴趣。纵观2018年文论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文学理论问题”以及“文学理论方法”两个层面的集中反思上。

　　一方面是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省思。所谓“问题”，意指文学理论研究的具体问题（包括学科体系问题、教材编写问题等），问题的真假、优劣、导向，直接左右着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走势。针对1949年以来反映论与文学理论的错位关系，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文学理论与反映论问题的争辩，王元骧在《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学科体系和编写问题的意见》一文中既充分肯定“反映论是文学不可排除的本质属性”，又辩证指出“要体现反映论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还须克服传统反映论文艺观存在的直观论、机械论和唯智主义的倾向，而使之与实践论相结合，突出人作为一个知、情、意统一的整体存在在反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审美”与“文化”在学科中的拮抗、“理论中心”与“文本中心”的摇摆以及近年来文论研究中“热点问题”的衰微，李春青的《文学理论亟待突破的三个问题》一文则指出“没有热点并不等于没有新问题”，当下文论研究关键还在于处理好“坚持以审美为核心还是以文化为核心”“是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作品出发”“如何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标识性概念”三个核心问题，只有这些问题有效化解了，才能真正推动文学理论的深入发展。

　　另一方面是对“文学理论方法”的省思。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论发展在思维方法上大体经历了唯物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实践论、价值论和文化研究论的逻辑演进，并从西方理论中衍生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方法建构模式的争执。然而，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反本质主义”方法模式，要么在“思维固化”要么在“对象迷失”上引发学界不满。近年来，赖大仁通过不断反思、清理与考辨，在《当代文艺学研究：在本质论与存在论之间》一文中提出“本质论”文艺学有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理论意义而不应终结，“反本质主义”的滥用和扩大化则导致虚无主义并带来文艺学的“自我迷失”。由此，“当代文艺学研究应当坚持在实践论基础上寻求‘本质论’与‘存在论’的贯通，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认识论与价值论统一、知识论与功能论统一，推动当代文艺学创新发展”。此外，关于文学理论危机与方法论的省思，朱国华的《本土化文论体系何以可能》也客观指出，当前中国文论难以创新发展的症结在于“人文学科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中国人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但这种对“理论的创造兴趣”的掣肘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异质文化的不断融通互补而在未来得以扭转，因而不应妄自菲薄。

　　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论的发展历史，不仅在于要更好地总结成就、汲取菁华、发掘问题，还要在批判中为建构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打开通道。这其中，对当代西方文论话语体系的系统辨识与批判，体现得尤为突出。从“强制阐释论”到“公共阐释论”，以张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不断发声，不仅映射出当代学人在理论建构上的话语期盼和对话动力，也凸显出大国崛起语境下对“中国话语”“中国学派”理论建构的强烈吁求。

　　2018年，张江的《“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一文，从汉字造字法出发对“阐释”之“阐”的中国意旨进行了文献考释与钩沉，认为“阐”训为“开”，意为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因而有其公共性特质；“诠释”之“诠”，意为实、细，面向事物本身；重训诂之“诠”，与重意旨之“阐”，前者由孔孟始，后者由老庄始，两者各有其长，互容互合，且具有深厚的哲学和历史渊源。因此，建构“中国阐释学”应当“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由此方可“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在《关于公共阐释的对话》一文中，张江也指出：“中国阐释学的传统是非常悠久的。我们关于阐释的公共性的理解，并不是依赖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而是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而生成的”，区别于“强制阐释”的“公共阐释”应归于“哲学解释学”题域，它“既为经典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意义生成路径，从而为理性科学真理观之外的文本真理及其意义作了辩护；同时，也使解释学的理解视阈，扩展到当代数字文本领域，从而为人在数字领域的精神自由与意义创造提供了可能”。应该说，立足自我、反思他者，在反思中批判、在批判中借鉴，继而实现中西文论互融互动、对话协商，或许正是破除“强制阐释”并建构起“公共阐释”的理论旨趣。

　　对此，张政文在《认识的普遍性与阐释的公共性》一文中认为，“公共阐释论”等构想主张“理性原则、共享性原则与知识性原则”，“以具体文本为意义对象，以社会生活历史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阐释学指明了最终的合法性依据和合理性价值。金惠敏在《阐释的世界视野：“公共阐释论”的对谈》中，以“民主主义”“世界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间主义”阐发了对“公共阐释”的理解，认为这些话题都内在相通，且均指向包容、共生、互动、统一，关键的问题是要如何“重新界定公共性”以及怎样“理解世界性、界定宇宙（cosmos）性”，这些问题探讨厘定清晰，“公共阐释论”的意义空间才会更加广阔。

　　总体而言，立足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认真回顾、总结与评估文论研究的历史得失，并在回眸与审视中着眼于当下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建构，推动当代文艺事业共同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是2018年文艺理论研究所呈现出的总体面貌。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