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自17世纪登上历史舞台，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世界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封建王权统治的社会形态和状况。19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开启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新格局，资本主义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纳入到商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再生产的轨道上，包括社会的精神生产和消费活动。资本追逐利润的运动和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日益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指向社会批判和政治经济批判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率先对资本主义改变人类社会历史状况、在工业革命助推下展开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贪婪和剥削的本质以及“商品拜物教”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批判，并以此为前提提出了“艺术生产”的理论。这一理论指向具有锐利的社会批判和政治经济批判锋芒，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受其影响，20世纪的瓦尔特·本雅明、皮埃尔·马舍雷、特里·伊格尔顿等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一些与社会生产、生产性、社会意识形态及其作用相关的文艺批评理论。这些理论的要点在于：将文艺创作视为社会精神生产活动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将它看作一种社会的政治经济实践活动或某一类特殊商品的生产活动，是一种与其他形式的活动并存、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的生产形式。

　　从文艺批评和理论的角度看，19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文艺理论大致上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及其所倚重的理论资源：以认识论的经验论为基础的英国实用主义理论传统、以艺术经验和创作为基础的法国批评理论传统、以哲学观念论为基础的德国形而上学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其理论批判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从此开创了文艺批评的社会生产性维度，更在于突破了文艺理论和批评长期局限于文艺、各种理论和观念自身的惯性，拓展了文艺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的广阔视野，既增添了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历史纵深感，又彰显了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社会性逻辑起点，尤其是改变了文艺理论和批评囿于从理论到理论、从观念到观念的局面，将文艺批评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语境之中。生产性文艺批评的这种突破和创新的意义，在今天看来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全面考察艺术生产

　　“艺术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首创，从19世纪中后期至今，一直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呼应、补充和不断推动，产生了大量富有启示性和建设性的成果。如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阿尔都塞、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法国学派，以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霍加特和伊格尔顿为代表的英国学派，以杰姆逊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学派，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东欧学派，以哈维、索亚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艺术生产”和生产性批评理论作出过贡献。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对亚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对空间的社会生产问题的探索，都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学界将文艺批评及其理论理解为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艺术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这既包括从宏观层面上对社会的艺术生产全过程如艺术生产活动的要素、艺术流通的过程和机制、艺术消费和意义再生产活动的全方位考察，也包括从微观层面对文艺文本的内部形式、文艺技巧与文艺意义的生产过程的细致考察和研究。

　　按照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框架，生产性文艺批评对艺术生产过程的关注，首先体现在对文艺作品的生产者及其创作活动的关注之上，即通过对他们生活与创作活动的某些特殊方面的考察，把握其创作活动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例如，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影响的本雅明、马舍雷、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把作家当成创造者，认为作家作为生产者，是“一个根据他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下定义的类型”。这就是说，作家不再是一个可以凭借灵感或者无中生有凭空进行创造的创造者。

　　生产性文艺批评关注的第二个重点是文艺文本生产过程中的艺术生产力或艺术技巧。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认为：“艺术家运用某些生产工具——专门的艺术技巧，将语言与经验的材料变为既定的产品。这种制造没有任何理由比别的制造来得神秘。”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本雅明认为，既然作家被看成生产者，那么，他的工作就“从来不只是对产品的工作，而同时总是对生产工具加工”。对文艺作品本身，尤其是对文艺形式和技巧的重视，其实可以理解为对文艺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强烈关注。

　　生产性文艺批评关注的第三个重点是文艺生产与各种社会因素、社会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强调文艺生产的社会语境中的历史传统、经济生活、资本运作、商品生产、政治形态和生活、种族、属性、性别特征、阶级分层、宗教信仰等因素在文艺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支配作用。西方当代文艺批评理论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批评流派，都力图揭示文艺生产活动作为一种艺术生产与社会语境、意识形态语境之间的对应或背离关系。

　　突破传统批评理论窠臼

　　进入20世纪以来，在世界历史格局的变迁、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与演变的语境中，西方世界的文艺批评及其理论总体上出现了突破传统批评理论的窠臼，朝着以意义生产为核心，以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民族问题、性别问题、哲学问题、语言问题为指向发展。这一趋势在20世纪至今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渐次弥漫性展开的特点，甚至演变为后现代时期文艺批评的主流趋势，显现为“马赛克”式的拼图样态。

　　值得注意的是，与18世纪以来随着美学学科的建立、审美自律论的出现和唯美主义的价值取向迥然不同，生产性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和旨归完全超出了文艺本身的领域，指向了社会、历史、阶级、性别、种族、革命等非文艺和非审美的维度。在生产性文艺批评理论看来，文艺和文艺创作活动始终都表征着历史变迁、社会转型、阶级斗争和革命、争取性别权利等社会变革的轨迹及其蕴含着的巨大而深广的内容。因而，文艺批评的生产性及其意义生产从来都不会囿于文艺自身的疆界之内，更不会把审美自律作为自己的旗帜和理论诉求。生产性文艺批评的意义生产活动明显具有强烈的社会功利性和尖锐的思想批判性，由此导致将诸多原本非文艺领域的概念引入文艺批评领域中，如资本、意识形态、场域、生产、消费、制度、图绘、谱系、认知、异化，等等。

　　由于突破文艺疆界和审美自律论的文艺非功利性的主张，文艺批评的变局已然被定格在如今众所周知的“跨学科”状态，导致在文艺专业圈子内较为流行的审美自律论悄然崩塌或者沦为并无实际内涵的符号。文艺批评的跨学科状态最引人瞩目的结果之一就是文艺批评疆域的拓展，以至于文艺可以同任何一门学科联姻，产生出诸如社会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生态批评、科幻批评、性别批评、文艺经济学、文艺政治学、网络文艺批评等新兴学科领域，更不用说如今甚为流行的各种冠以“后学”的文艺批评的分支。

　　实际上，文艺批评的领地从来都不是文艺家、批评家或理论家们自己划定的；它首先受制于文艺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本身得以展开的社会语境，而其最根本的存在基础和土壤是人类生存的社会与生产活动本身。正因为如此，19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审美自律论的画地为牢，只不过是一些理论家的自我设想或自我慰藉，同时，也不符合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艺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