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其历史意义和叙事传统，然而，这些字字珠玑的史传，也是编者、著者的情志体现。

　　情志是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概念，是诗歌的内在本质要素。史传文学的“志”体现在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在叙事中蕴含着事理，抒发史官的政教抱负。“情”表现为史官在历史书写时“发愤著史”，融入自己的心灵感悟，饱含深情。用诗学范畴的“情志”来研究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史传艺术本质的认识。

　　书史言“志”

　　《尚书·尧典》有“诗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赵孟请郑国七子赋诗言志，“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早期的“志”多指的是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到了战国中期，志的含义逐渐扩大。《庄子·天下》言“诗以道志”，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屈心而抑志”。“志”也不局限于政治范畴，也包括个人的意志。

　　先秦时期，史官掌管祭祀、占卜、记事、典册等一系列国家大事。这些人知识渊博、地位崇高，不仅担负记录历史的责任，还要向君王谏言、献策，有时还会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典籍中记载先秦不乏内史过、内史兴、史佚、左史倚相等一大批忠正直谏的史官。《国语·晋语九》有：“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材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史官个人的荣辱成败与国家兴亡是分不开的，他们同其他臣子一样肩负励精图治的使命。这也就是史官要在史传中表现“志”的原因。

　　史官在记史时抒发意志，因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还是历史的参与者。《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就是说《春秋》曲折委婉地表达个人意志。《左传》强调“书”与“不书”，即是在礼制、道德之下暗含了作者的个人评判。“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书，小恶讳。”（《公羊传·隐公十年》）《庄公·二十九年》有：“新作延厩，书，不时也。”“书，过也。”“书，时也。”“书，善之也。”有意书写，基本都是要起强调作用。不书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忌讳。《僖公·元年》“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

　　《史记·孔子世家》载：“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吴楚之君自称为王，而《春秋》中称他们为“子”。只用一字便表达了孔子对于吴楚之君“称王”野心的贬斥态度。而周天子狩猎于河阳，乃是“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书“天王狩于河阳”是史官站在克己复礼的伦理道德立场，维护周王朝的权威。孔子慨叹：“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如果是秉笔直书，只是客观记录历史，孔子何以想到后世“罪”他，深层原因还是他在《春秋》中融入了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作者个人狭隘的主观取向，而是认识历史的一种参照系统。

　　史传散文在对事件和人物作点评时，往往会追加一个点评的主体，例如《左传》言“君子曰”、“仲尼曰”。《国语》常言“仲尼曰”。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有“医宁曰”、“闵子辛闻之曰”。司马迁在评论时往往说到“太史公曰”，《列女传》在叙述女性事迹之后，附加“颂曰”。这样就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品评区分开来，不会混为一体，不至于影响史实的客观真实性。对事件的看法借“君子”、“仲尼”之口表达，实质上是借他人之口抒心中所想。这样的叙事技巧，既保持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凸显了史学家的公正，也在字里行间暗含了作为一个当局者的态度——史官并不是看客，而是切身为国家兴衰存亡忧心忡忡的正义保卫者。

　　作史缘“情”

　　钱锺书言“史蕴诗心”，史传亦是史官的心灵史。这一点在司马迁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司马迁的家族是世袭的史官，父亲司马谈虽然为封禅出谋划策，却未能跟随汉武帝出行，只能一遍遍无奈地感慨“是命也夫，命也夫”，最终心绪不畅，气郁而终。司马谈“不愿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在弥留之际仍叮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的超越之处在于，记史时不局限于平铺直叙，既要“通古今之变”，还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如刘鹗《老残游记》言：“《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司马迁可以称得上古代中国最伟大的“自然主义的浪漫派”史学家。

　　尽管一直秉持据事直书的信念，但在司马迁看来，史传不仅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也是对现实的态度，是价值体现的一种途径。他以诗性叙述，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示了历史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刺客列传》中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刺客这样一类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一个个有血有肉、肝胆相照，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人生观。

　　历史记录的本质是人类文明痕迹的捕捉，史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要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他的使命就是饱含着深情把已经逝去的人物写出生命，把已经发生的事件写得生动，最终呈现出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让跳动的生命气息绵延不绝。

　　所谓“物以情观”，是将饱含深情的情感体验注入直观感受中，“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要“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就如同司马迁所言“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直觉、想象、移情，都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诗性思维是通过直觉，深入到事物最深层次去用心灵感受和认知。

　　史传作者的“情”不同于抒情诗人的“情”。诗人多聚焦于一时一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志；史官有更加广阔的胸襟，不仅关注当代，也关注过去的人和事，在动态的社会和人生中表情达意。诗歌的情是静中显情；史传的情是动中传情。诗歌字里行间传递着诗人的情感；史传则是表面上有意避之，实则处处传情。

　　梁启超说：“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汉书》代表的是官方正统思想和立场，客观描绘了汉代大一统社会的成就和弊病。《史记》和《汉书》一有情志，发心之所想；一无情志，唯写史之所写。从历史记述来看，加入“情志”可以让历史更丰满，也使后人读史时更好地体会历史进程和史官的情感指向，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倾向性。金毓黻言：“夫私修之史，易精而难成，官修之史，易成而难精。”曹魏开始，史学渐盛，史书多是奉敕编修。到了唐朝，统治者对史学越发重视，开设史馆，集众人之力共同修撰国史。修史则成了官方行为，私人一度被禁止修史。自此以后，史书的数量连年攀升，史学逐渐蓬勃兴盛，卷帙浩繁的史学著作越发多起来，抒发情志的史作却不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