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绍徽 (1866—1911)，字秀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晚清杰出的女作家与翻译家。戊戌变法期间，薛绍徽与其夫陈寿彭、夫兄陈季同、陈季同的法籍妻子赖妈懿（Maria-Adèle Lardanchet）积极参与了上海女学运动。“百日维新”失败后，薛绍徽与陈寿彭合作，编译介绍西方文史科技著作。其毕生创作了大量诗词，现存古典诗歌300余首、词150余阕，堪称清末维新变法编年诗史。

　　秉承“贤媛”传统 呼吁男女平权

　　薛绍徽之所以成为一名维新变法志士，乃因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在象征与实际层面的联姻。据薛绍徽所述，闽川才女文化源起明初，成于明清之际，以福州妇女“光禄诗派”为其社团基础、魏晋“贤媛”传统为其思想资源，二者经由母教传衍赓续，在各个历史时段均有杰出贡献。明初“闽诗派”崛起，男女诗人共同奠定了“闽诗派”的繁荣，使之成为当时主要诗派之一，尤其是开创了其主流的艳体，以吟咏男女之情，延及与妇女生活、生命相关的众多主题。清末内忧外患，福州因其地理原因，首当其冲。闽诗人大多卷入其时主要事件之中。而外界动乱，反过来影响到诗人自我建构及诗歌风格的变迁。艳体遂扩展至以妇女为主体的家国情怀，凡党争、兵燹、世乱乃至政治策略，日益成为妇女诗歌主题。故闽川才女文化有其内在固有的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怀，这与闽川才女一直秉承的魏晋“贤媛”传统密切相关。

　　“贤媛”概念之形成，本自《庄子》“至人”精神。经由魏晋之交“竹林七贤”之玄学阐释与自我认同，及东晋高僧支遁及其同道王羲之、谢安等以般若佛学演绎，“至人”遂为有晋一代之人格理想，影响及于闺阁。《世说新语》“贤媛”门所载谢道韫等言行，全面体现了长育万物、为而不有的“至人”理念，其精神自由、人格独立、才学深华、鉴识高瞻、道德坚忍，百代之下，犹为后世表率，直接激励闽川妇女投身维新变法。

　　福州的船政文化，肇自清后期自强运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福州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造船厂。船政大臣沈葆桢独具眼光，力主附设船政学堂，从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工程师、科学家、海军军官、翻译家、外交官等一批中西兼通的人才。这批人物后来多为维新干将。陈季同即为船政学堂首期毕业生，随后任中国驻欧使节凡十六年，其间曾在巴黎接受系统的西方法学与政治学教育。旅欧期间，陈季同发表了大批法文与英文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陈寿彭亦为船政学堂早期毕业生，并旅欧多年。兄弟二人回国后，发行报刊、编译出版西方科技文化历史著作，积极倡导维新变法。

　　从二陈及其同仁的著作与活动，可以一窥福州船政文化的价值体系，即以在中国实现男女平权、民主共和为其终极目标，以新晋媒体传播文化价值，并特别强调文学的精神作用。对妇女与文学的重视，显然源自本地才女文化的影响，亦成为两种文化联姻的契机。

　　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联姻，使二者相辅相成，造就了其后的男女维新志士。薛绍徽与陈寿彭的婚姻，提供了最好例证。薛绍徽出身福州寒儒之家，幼承母教，饱读诗书，与陈寿彭成婚后，经由二陈，亦颇得西学浸润。然而清末边衅频仍，明示薛绍徽，西方文明不仅仅是机械精良、共和民主，也催生国族纷争、血腥屠杀。她早期由西方获取的复杂信息，为日后参与戊戌变法打下基础，使她在汲取国外新知，以设计妇女与中国未来之时，有更为系统全面且具批判性的考虑。要之，维新志士薛绍徽的养成，并不仅限于几位独具政治军事眼光的男性的影响，而是由家族、戚里相连的众多男女社会群体的合力，其观念与行动涉及清末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各个层面。

　　借镜西学女教 书写戊戌诗史

　　薛绍徽发轫之举，在于参与1897—1898年间上海女学运动，包括创立中国第一个女学会、第一份女子刊物《女学报》和第一所女学堂 。薛绍徽为《女学报》第一主笔，和其他维新妇女一起，就女学目的和内容，与男性变法领袖梁启超等公开辩论。梁启超等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在于占人口半数的妇人，“缺教无业，惰逸待哺”。故士大夫提倡女学，欲以妇女就业加强国力，以挽救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的失败。如此，妇女仍为被动的他体，为男子的政治目的服务。而薛绍徽等妇女领袖从妇女本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更为积极全面，认为创办女学，融合西方教育系统，目的不在变中国妇女从无用到有用，而是使她们得到最好的向学机会，成为学贯中西的人才，“以备国家有用之选”，和男子一样施展其人生抱负。

　　“百日维新”遭清廷血腥镇压，薛绍徽不改初衷，与丈夫合作编译介绍西方文史科技著作，以为变法赓续。夫妇合作，乃由陈寿彭口译，薛绍徽笔录整理，共成书四种，志在为中国教育，尤其女学，借鉴西方经验。如《八十日环游记》 译自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 之Eighty Days Around the World，是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学小说。薛绍徽夫妇就主人公所经世界各地人文景观加以详细批注，使其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地理教科书，兼之译作文字精练、忠实原著，出版后大受欢迎，由1900年至1906年三次重印。《双线记》 译自英国女作家厄冷 （Ellen Thorneycroft Fowler，1860—1929） 的爱情小说A Double Thread。薛绍徽倡议翻译此书，意在宣扬婚姻自主，并将家庭和谐纳入民主共和体制之中。

　　薛绍徽所笔录整理的四部成书之中着力最勤者为《外国列女传》，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妇女的著作。薛绍徽力倡妇女打破内言外言界限，但妇女走出闺房，当何以自处自立？编译《外国列女传》，薛绍徽初衷即为借鉴西国女教，从道德、才艺两方面为妇女开拓自立空间。编译过程中，薛绍徽立足妇女自身需要，平章中西经验，而其间一以贯之的则是慈、学二字，“盖无慈则学问才能无所附丽，无学则慈不过空言”。而薛绍徽的终极目的，即在《外国列女传叙》结尾：“四德表幽闲之藻，自然风教宏施。万国咸裣衽而来，岂果河清难俟也哉！”河清海晏，本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平定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薛绍徽则将“天下”扩展为万国，期待中国妇女以其文化人格魅力，吸引各国妇女，共同建立清明世界。此愿虽曰邈远，针对其时男性社会弱肉强食的现实，无疑更具人性化的长远目光。

　　当薛绍徽夫妇专心译著之时，“庚子事变”发生。薛氏所创作的多首长篇歌行，反映了各阶层妇女对这一事变的态度：她们或直言谴责朝廷昏聩、误国害民（《读宋史》《丰台老媪歌》）；或挺身救助弱小（如赛金花，见《老妓行》）；或自杀殉君殉国（如珍妃，见《金井曲》）；或慷慨募捐，赈助难民（《题吴芝瑛草书横幅》）。薛绍徽又作骈文《回銮颂》，力促慈禧与光绪返回京城，重整维新旧业。

　　震惊于“庚子事变”，慈禧着手新政变革。1905年夏，清廷开始认真考虑君主立宪的可行性。陈氏兄弟其时在力主立宪的南洋大臣周馥幕中帮办《南洋官报》，为沟通君民，陈氏兄弟又于该年 8月1日创办《南洋日日官报》。尽管其时南洋幕中谋士如云，陈氏兄弟及官报其他编辑请薛绍徽为日报作《序例》，当因薛绍徽之文采卓识，及其变法热忱，堪胜此重任，而薛绍徽亦因此直接参与了立宪运动。

　　1907年陈寿彭携眷入京，任邮传部主事，参与新政，薛绍徽得以身临立宪中心，其诗作描绘了京城各界对新政的期盼。然而，清政府的做法却让民间立宪者心生不满。目睹朝野分歧，薛绍徽之焦虑日增，显示在其最后一首长诗《前门观灯会歌》（作于1910年11月7日）中。诗中呼吁“君民合义” 的立宪制，为民求福。然而清朝贵族之自私短视，令此期盼颇显渺茫。此诗结语酸风萧索，星残灯谢，暗示薛绍徽心情，黯淡如斯。1911年7月26日，薛绍徽病逝，她所期盼的平缓过渡，终未发生。

　　钩沉女性贡献　复原多元历史

　　薛绍徽的“维新”，代表了戊戌前后相当一批男女变法志士的理想。这批人既熟谙西方历史文化与政经体系，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熏陶。同时，他们又有金融、外交、军事、教育等近代社会所特有的实际事务的操作经验。这批人又是最早、最切实地援引中国妇女进入改革中心，并通过她们，吸引了西方妇女的帮助，而且经过新兴新闻媒体，把妇女的声音传播给大众。但如此广泛深入的社会政治改革尝试，竟为后世忽略。笔者的Politics, Poetics, 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 Xue Shaohui and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一书钩沉拾遗，复原了清末史更为复杂多元的原始面貌。此书从薛绍徽及其知识群体角度，考察其时维新变法运动，意在弥补此前相关研究中对妇女参与及其杰出贡献的忽视，并从下述四个方面，提出一些不同以往的观点。

　　其一，就研究对象而言，本书将人物从以往戊戌变法史的男性主角，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转移到众多名不见经传的维新志士身上，尤其专注妇女的变法主张与活动；将地点从京城转移到其他战略要地如福州、上海、南京；将时间从百日维新上推至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下延及清末新政，以求对这段极其重要然而研究不足的历史时期，有更为全面与多层次的了解。

　　其二，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从性别视角省察清末维新。虽然相当一批中西学者指出妇女解放为戊戌变法目的之一，但总体趋向在于突出某些男性领导者的“进步观念”，而非着眼于妇女本身的思想行为。由对其时妇女活动的初步研究，可知戊戌妇女积极自主、乐观向上、敢思考、有创见，远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懦弱被动，等待男性变法志士的启发与拯救。她们打破传统的内外之别观念，追求男女教育与政治平权。她们将争取妇女权益置于强国之先。其终极目的是强调建构理想妇女人格与社会制度，联合世界妇女，以兴大同。

　　其三，清末妇女平权运动的思想与精神资源，及其独立自主意识的表述，虽不排除其时西方文化的冲击催化，但根本仍是植根于中国知识妇女传统，尤其是对魏晋“贤媛”及其所代表的“林下风气”之自由精神的认同。女学运动中，妇女参与者互称“贤媛”，并以具“林下风气”互为激扬。如此便打破有关中国妇女解放乃源于西方冲击的迷思，以及长期以来“中外”、“古今”的简单二分法。

　　其四，书中所据资料，主要为笔者所发现的这一群体的诗词创作、新闻报道以及文史科技翻译。这些资料在提供丰富多元的维新话语和变法信息的同时，也显示了清末男女士人锻炼文体，以传达维新诉求的努力。其中既不乏白话文的尝试，更有对中国传统文学承载新知的潜能的发掘，从而打破了旧体文字不能顺应世变的现代文学史成说。

　　（作者单位：美国莱斯大学亚洲研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