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走向世界的过程，与英国成为殖民帝国的历史相对应，并得益于英国历代文人学者参与的“本土文化建设工程”。

　　2012年英国伦敦举办奥运会，开幕式上莎士比亚的一段经典对白——“不要害怕，这个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传遍全球。英国文化协会在全球范围发起的调查显示，莎士比亚是英国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已成为英国的一面旗帜，在全世界具有广泛认知度。

　　莎士比亚文化地位的确立顺应英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莎士比亚文化地位的崛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多种因素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莎士比亚生逢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此时英国国力迅速上升。1588年英国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成为海洋霸主，开始形成一个世界性的殖民帝国。英国文学顺时而勃兴，涌现出众多才华横溢的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正是其中的代表。

　　莎士比亚辞世不久，他作为一名民族诗人所取得的成就便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充分肯定。本·琼生在诗作《题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遗著，纪念吾敬爱的作者》（1623）中将之誉为“时代的灵魂”，同时认为他的作品能够超越时代，具有永恒的魅力：“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琼生还指出，天生的诗才是成就伟大诗人的重要因素：“大诗人靠后天练成，也靠先天奇才。”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许多著名诗人和批评家为本土作家莎士比亚的诗名辩护，将他视为民族的骄傲。德莱顿在《论戏剧诗》（1668）中称赞莎士比亚能轻巧地刻画出自然万象而不露斧凿痕迹，并强调他具有天赋的学识，“能直观宇宙万物，无需博览群书以知自然”。德莱顿从本土文化的立场，发展了自琼生以来莎士比亚的“天才说”，并强调了莎士比亚描摹人物心理的高超本领，赞扬他“有一颗普世之心，能够了解一切人物和激情”。

　　新古典主义诗人蒲柏在《莎士比亚全集序》（1725）中特别肯定了莎士比亚的独创性，并为他对人性的全面描写而惊叹：“莎士比亚对诸如欢愉与愤怒这样截然相反的情绪，能掌控得同样成功；他对描写人性的伟大和可笑同样在行。”莎士比亚的独创性还获得爱德华·杨格的盛赞。在《试论独创性作品》（1759）中，杨格以“今定胜古”的自信，呼唤具有独创性的现代作家。他称莎士比亚是“现代人当中的巨星”， 完全可与古人平起平坐。

　　18世纪英国文坛巨擘塞缪尔·约翰逊为确立莎士比亚经典作家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他曾花费9年心血编订八卷本《莎士比亚戏剧集》，在莎士比亚经典化历史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约翰逊认为，文学价值的检验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莎士比亚去世已有150多年，“开始享有古人的尊严”。莎士比亚观察人类“非常精辟透彻，非常细心注意”，他描写的人物“不受特殊地区的、世界上别处没有的风俗习惯的限制”，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兴起。浪漫派强调作品的匠心与创造，认为诗人的心灵是诗的源泉，诗歌是诗人天才的见证。对渴望自由思想、颂扬自由想象的浪漫派而言，莎士比亚信手拈来的写作天分和奇丽的想象力与新时代的审美观念吻合。浪漫主义时期对莎士比亚的评论是几乎众口一词的盛赞，如哈兹里特盛赞莎士比亚的“天才之光普照善与恶、聪明与愚笨、君主与乞丐”。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地位在浪漫主义时期开始向神坛靠近，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则见证了莎士比亚造神运动的巅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殖民扩张又使其成为“日不落帝国”，进入最强盛时期。此时人们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文化的杰出代表受到顶礼膜拜。卡莱尔在《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1840）中确立了莎士比亚“诗人英雄”的地位，认为他比但丁还要伟大。除卡莱尔外，维多利亚时代文化主将马修·阿诺德对莎士比亚也推崇有加。在题为《莎士比亚》的诗作中，阿诺德将之比作“最高的山峰”，高不可攀。对阿诺德而言，莎士比亚作品中对人性的观照、对众生百相的深刻理解具有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功能。维多利亚时代莎士比亚的文化地位达到顶峰，恰逢英国的最强盛时期，这并非巧合，与莎士比亚契合了国家发展、帝国扩张、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多方面需求分不开。

　　被视为“西方经典的核心人物”

　　19世纪莎士比亚声誉日隆，俨然成为英国文化的代表，其崇高地位似乎无人敢挑战。因此，当英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萧伯纳对莎士比亚发起猛烈攻击、要将他拉下神坛时，确实让人始料未及。萧伯纳对莎士比亚的激烈抨击主要出于他自己对戏剧实用功能的推崇，他斥责莎士比亚没有担负起剧作家的道德教育责任，因此，莎士比亚“只属于一个下午，而不属于所有的世纪”。然而，萧伯纳所看重的社会功用只是在最褊狭意义上的教化。历史证明，萧伯纳自己的剧作因过于关注他所生活的当下，其具有很强时效性的主题不能引起后人的兴趣，而莎士比亚的作品因诉诸普遍人性，得以超越时代。

　　作为一种回应，A.C.布雷德利在其经典莎评著作《莎士比亚悲剧》（1904）中，通过阐述莎剧的创作手法与艺术效果，展示了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布雷德利专业而深刻的研究广泛影响了20世纪西方莎评，莎士比亚因布雷德利而更加丰富。

　　20世纪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被成功搬上银幕，成为在世界各地推广莎士比亚的有效手段。同时，褪去了神圣面纱的莎士比亚在世人心目中愈加散发出平和人生和普遍人性的温暖光辉。乔治·斯坦纳在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的赞词道出了莎士比亚在全世界获得不竭赞誉的根本原因：“莎士比亚是我们情感的共同家园。他代表我们看得真切、多端；他在广阔的人生经验王国中，拨响心声。”

　　值得一提的是，在经历了后现代去经典化运动之后，西方学界吹起一股重回经典之风。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1994）中重新强调莎士比亚文学地位之重：“莎士比亚实乃西方经典的核心人物。”他将莎士比亚放在与其他作家的关联中进行审视，认为莎士比亚之后不受他影响的英语作家屈指可数，正是莎士比亚激励了后世许多西方伟大作家的崛起，在他们身上激起了认同、反抗、自省、竞争等多重情感。

　　莎士比亚现象对我国文化符号选取与确立有启示意义

　　莎士比亚走向世界的过程，与英国成为殖民帝国的历史相对应，并得益于英国历代文人学者参与的“本土文化建设工程”。莎士比亚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的历史过程使我们不由思索，中国是否也有一位类似的文化代表？联想北京奥运会众人吟诵孔子箴言的一幕，孔子似乎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不二选择。然而就文化代表而言，孔子一人仍有局限。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孔子的言说方式是内省的、箴言式的，我们不太容易讲述他的生动故事；作为道德家，孔子以“至圣”的形象为中国人的言行树立标杆，但他严肃认真的说教一定程度上缺少与普通大众产生共鸣的亲和力。

　　在呼唤一位像英国的莎士比亚、俄罗斯的普希金、美国的惠特曼那样的文学性文化代表时，我们或许可以将目光投向诗人李白。李白与莎士比亚有许多相似之处。李白生于盛唐，他的创作体现了华夏民族强盛时期的开放与豪爽。李白是中国诗歌的旷代奇才，历代传有“诗仙”之名，其诗作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浑奔放。李白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产生深远而深刻的影响，他的诗篇千载传颂，有无数诗评笺注。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不妨选择李白作为其文学性的代表。李白的诗歌充满真性情，写的是真人性，可以打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并能用文艺的美感来传达中国的民族精神、表现生活的复杂与多样。我们应充分挖掘他身上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人文价值，激活他诗作中内在的生命力和正能量，将他打造成为最具代表性、最灿烂的中国文化符号。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