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生产力在人工智能技术当代形态基础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发展方向的刻画，更是对唯物史观理论叙事本身的丰富和发展。恩格斯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在当代发展中建立在质变基础上的全新形态，其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标志着生产力的技术基础实现了由体力的延长向智力的延长的根本转变；更深刻的在于，这意味着关于技术本质的定义由工具论向存在论的过渡。这一根本性的变迁，必将引发生产方式及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以至于远远超出当前人类狭隘的想象力。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历史后果，将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在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重新建构，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等的划时代改变。
从技术层面说，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而确立的人同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一种效率指数级提升的全新模式，构成生产力在其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当代形态。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意味着生产力发展中的一场带有本质意义的深刻革命。从性质上说，这无疑是人类存在方式本身的一种革命性重建，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无论人们的生活样态还是生产方式乃至社会交往模式，都将因此而发生彻底的改变。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意味着生产力的性质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性质。这也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机器大工业的情形，马克思指出：“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他认为：“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机械发明“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只有着眼于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时段，才能看清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深远革命性意义。单纯从技术角度看，人类社会在历史上依次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诸形态的代谢和更迭。组成世界的三要素，即物质、能量、信息，分别构成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主要资源类型。农业社会追求的主要是对人有用的物（质）的量的增殖，工业社会追求的主要是能量的释放、转化和利用，信息社会追求的则主要是信息的生成、转换、传递和分享。农业社会的生产主要依靠以经验为基础的传统技术，工业社会的生产则主要依靠作为科学的物化和外化形态的大机器工业体系。但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在技术上都是以人的体力的延长和放大为基本特征。与此不同，信息社会的生产则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它的技术基础不再是人的肢体器官的延长，而是人的智力的延长，由此决定了数字劳动和知识生产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
如果说基于传统的生产力而确立起来的生产方式，体现的是人同自然之间的博弈，那么新质生产力及其决定的生产方式，意味着生产在本质上是人同自身智力的拟化形式之间的博弈。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上，这无疑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一场变革。它一方面能够释放巨大的生产能力，一方面也将深刻地改变人类交往方式和生活样态，可以说是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内的人的存在方式的一次里程碑式的重建。同时，这也有可能隐含着巨大的未知风险。收益与风险并存，挑战与机遇共生。新质生产力蕴藏并将释放巨大的能量，其意义绝不亚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划时代改变，甚至比那场革命的效应更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和总体性，以致从根本上重塑历史场景、社会关系模式，如人机交互、人机博弈对抗、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分际的逐步消弭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必将引发对技术极限的超越。这预示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的来临。作为人的体力和脑力的延长，传统技术归根到底都是工具性的，未曾对人的存在本身的自主性或主体性构成挑战，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则有可能打破这一点。人工智能原本是人的产物，但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倒置，即人工智能变成主格的存在，从而走向主体化，反过来同人类展开博弈并最终胜出，从而使人类沦为受动角色，甚至有一天人类的存在本身将变得多余？当遭遇这一挑战时，人类究竟是摒弃自我中心主义，接受这一命运，抑或从自我中心化立场出发，作出坚决的抗争？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其极限和边界究竟在哪里？这一极限是否可控，又何以控制？人工智能能否摆脱人类的约束而具有某种自主性，获得自由意志，从而扮演责任主体的角色？如何从制度层面设置“屏障”以维系伦理道德的底线，以免人工智能被用于邪恶目的？回应时代的这类质询，既是向唯物史观提出的挑战，也是唯物史观获得丰富和发展的重要契机。
如果人工智能具有自主生命，那么它能否摆脱自身的工具性而变成商品价值的创造者？它对人的这种替代，究竟是人的“历史解放”的一个步骤，还是人的“奴役”的新的历史形式？这是值得深入思考也必须直面的严肃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将如何回应这个问题？马克思曾指出：“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力。”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在以最新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和标志的新质生产力条件下，这种性质是否还持续地有效呢？这就从理论上向我们提出了对唯物史观加以重新诠释的要求。这也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在应对实践和历史的质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在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所决定的历史语境中，“闲暇”的社会历史意义将被重估，它有可能不再是劳动者为谋生而付出的体力和精力损耗得以补偿的必要条件，而是变成社会财富的衡量尺度，成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赖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此而言，它构成人的历史解放的必要准备。但与此同时，人的精神层面是否成熟到足以与物质基础的积累相匹配，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离开了这种成熟，“闲暇”也有可能被滥用。随着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型，与之相应的人格成熟和健全也被历史地提上日程。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闲暇”不是“虚无”，而是“充实”。它意味着人的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而不是百无聊赖、无所事事。马克思说：“那时（指共产主义社会——引者注），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它的历史前提在于劳动不再仅仅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且变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为谋生而不得不从事的劳动被降低到最低限度。马克思在《资本论》刻画“自由王国”时说，“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因此，马克思认为，“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
按照唯物史观的逻辑，生产力的发展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着生产方式及其相对应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也必将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特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安排。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对于新质生产力来说，究竟发展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与之相匹配，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其正能量并规避、化解潜在风险，从而为人类带来福祉，使人类自身在同超级新型技术有可能带来的异化结果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这是需要我们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这种制度变迁和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因为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它能够容纳更大的生产力发展成果，同时在规避作为新质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的人工智能突破性进展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方面，也具有自身的制度优势。马克思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随着资本的支配和侵入，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侵占。”因此，“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在实践上能够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最大限度地抑制最新科技成果的异化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新质生产力具有“双刃”效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利用资本而又扬弃资本。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这种“应用”只有通过技术的形态才是可能的。这正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的文明作用”。但技术一旦并入资本，也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这一点在历史上也同样被经验事实反复证明。恩格斯认为，要合理地调节生产活动带来的间接的、延迟性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随着科学技术参与生产活动的程度加大而变得愈加深刻而广泛），“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在唯物史观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是互为中介、互为条件的。离开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规定的优化和变革，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无法得到有效缓解，人和自然也不可能同时获得真正的解放，反之亦然。
新质生产力所引发的革命性变革，其潜在效应和延迟效应尚无法充分预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的深刻性和广泛性绝不亚于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振荡，甚至比工业革命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比一切传统生产力都更根本地改变了人类存在方式。
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物质—技术基础，新质生产力必将为这一历史目标的达成提供重要前提。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