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继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相结合”拓展为“两个相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坚持“两个相结合”，首先需要准确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曾担心：“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之中。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不是到一般的教科书上去照搬照抄。正如恩格斯在该信中所教导的，“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
马克思与恩格斯从1844年在法国巴黎相遇后开始终生合作。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之后，恩格斯着手整理马克思的遗著，直到1895年去世。也就是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前后经历了5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50年中，马克思主义随着世界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所以，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我们至少要注意两点。其一，以动态发展的眼光，追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原理的变化、完善的过程，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精髓。其二，以问题为导向，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原理在不同经典著作中的不同层面的论述贯穿起来，作综合理解。
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以及马恩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里，系统阐述了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但是，到1893年，恩格斯在致弗·梅林的信中，对这一基本原理作了修订说明：“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接着，恩格斯对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连续性问题作出了深刻阐述：“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
这里，恩格斯强调了思想文化的继承连续性，因而具有“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1894年，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还指出了思想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
恩格斯的这些论断，对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有积极指导意义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5000多年前就独立起源的原生态古文明之一，而且又是唯一没有中断、绵延发展至今的古文明。因此，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古文化都更具有“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必然对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给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注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灵魂，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作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经过“双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具有了新时代的精神面貌；而这具有新面貌的传统文化又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输入新鲜血液。所以说，“两个相结合”可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充分利用新旧资料 深入研究中华文明
从先秦“六经”到清代的《四库全书》，中国有连续记载中华文明史的丰富典籍。但这些典籍记载较详尽的历史还是有关西周以后的。夏商以前直至五帝时代的历史，由于时代久远，大多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达，往往不被世人所取信。自从1921年现代考古学揭开了沉睡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村底下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之后，一百年来的考古大发现所提供的新资料，使得夏商以前两千多年文明史的科学证明成为可能。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充分利用传世文献旧资料与考古发现新资料，全面深入而系统地研究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真实面貌，并通过具体的考古之“物”，分析古人的精神文化，即“透物见人”。正如恩格斯1890年《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以下几点，是研究中华文明的基本方向。
其一，在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背景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远古文化基因。利用考古资料，分析距今一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先民的具体活动状况。例如，当时的先民如何进行食物的采集，如何进行动物的狩猎。在此基础上，再研究距今一万年左右我国先民是如何实现由食物的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由动物的狩猎者变为动物的畜养者，从而完成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远古文化史》所说的人类发展史上出现的以“农业革命”为特征的第一次飞跃。
其二，具体分析一万年以来黄河流域以旱地粟作为代表、长江流域以水田稻作为代表的两大内陆农业区，以及由西南藏、青、甘，到北方贺兰山、大青山，直至东北大兴安岭一线以“半月形文化带”为界的西北草原游牧区。在这三大区域的背景下，具体分析中华文明在怎样的时间阶段上、怎样的区域范围内、以怎样的特征方式起源的。柴尔德以城市、青铜器、文字作为文明起源的物质标志，称这是人类发展史上以“城市革命”为特征的第二次飞跃。中华文明的起源，除这些特征要素之外，高贵的玉礼器、精美的陶礼器等，是否也是重要标志？这需要深入研究。
其三，夏商周三代，在所谓“天下万国”的情况下，夏商周三个部族又是以何种方式“协和万邦”而成为“天下共主”。又因何种原因的驱动而使他们都辗转迁徙，先后定都中原。西周王朝又是以何种方式而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想蓝图。
其四，在前面三项基础上，再具体分析在西周东周时期中华民族经典的生成过程、内涵特色、传播方式。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思维、民族文化都体现在民族经典之中。中国的轴心文明因这些民族经典而灿烂辉煌，并成为与希腊古典文明，印度吠陀、佛教文明，阿拉伯先知、“圣经”文明相并列的世界四座思想文化高峰。
其五，中华文明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诸侯大征战、文化大繁荣后，完成了秦汉以来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相融合的大一统格局，开启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新征程。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又具体经历了五帝时代1000多年的“文明起源”、夏商周三代2000年的“早期文明”、秦汉以后2000多年“成熟文明”的三大发展阶段。
以上所举，只是线索，具体分析，还有待于考古学、历史学、哲学等多学科专家们的共同努力。这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又一个基础工作。
创新“两个相结合” 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所用的材料主要来自欧洲，中国的材料很少。埃及古文明与两河流域古文明的考古资料、中华古文明的考古资料，大多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才科学发掘的。至于现当代的西方文明理论，不仅材料主要是西方的，而且其价值判断又往往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因此，坚持“两个相结合”，就需要我们“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要在世界文明史的背景下，总结中华文明的规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般性”与中华文明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这方面，马克思已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给我们以深刻指导：“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历史研究就没有“一把万能钥匙”。中华古文明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产生与发展，因而就必然有许多自己的特点。
例一，西方文明起源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分离。具体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青铜技术用于生产，商品贸易往来于不同地区，文字的发明也是为商品贸易服务，等等。中华文明起源后，人与自然的关系依然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虽然城市出现了，却与乡村相统一；青铜器出现了，却没有用于生产，而是用于宗教与政治；手工业出现了，但由于“工商食官”，所以没有出现手工业者的流动与商品的市场交换；中国早期文字的出现，也不是用于世俗生活，而是用于宗教祭祀与社会治理，无论是史前陶文还是商周甲骨文、青铜铭文，都具有神圣崇高的权威。
例二，西方文明起源后，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转变为地缘管理，原始宗教仪式、神话史诗被法律制度、逻辑哲学所取代。而中华文明起源后，原始氏族社会的部族血缘管理继续延续下来，并发展为宗族血缘管理；原始宗教仪式也被继承下来并转化为贵族阶层的政治礼仪制度；原始神话史诗的精神内涵与原始思维方式也被延续下来，而创新为战国骚体赋、两汉乐府诗、魏晋山水诗、唐诗、宋词与南北朝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宋元戏曲、明清小说等为代表的浓厚的形象思维传统，中国因“诗国文化”特征而享誉全世界。
总之，中华文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自己的内涵特色。而这些正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2015年8月23日《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
今天，我们坚持“两个相结合”，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需要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世界一般”与中国古代“个别特殊”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阐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民族内生性、当代原创性与世界样板性。这才是真正的丰富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