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岗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石磨盘、石磨棒

　　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境内的黄河两岸，距今约9000—7000年，因1977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裴李岗文化是我国学者确切认识新石器中期考古学文化的肇始。

　　发达的生业经济。裴李岗文化拥有发达的农业。诸多遗址内都出土有石铲、石斧、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不仅数量多，加工技术更令人惊叹。其中磨光石镰，形制与现代镰刀相似，有的刀刃上还带有细小、锋利的齿，有助于迅速割断农作物，提高效率。而一些遗址中粟作和稻作植物遗存的发现，证实了粟和水稻的驯化，并已成为当时主要的食物来源。

　　裴李岗文化农业的发达还体现在劳动的性别分工与协作上。考古遗存中，男性墓葬随葬石斧、石铲、石镰，而女性墓葬的随葬品为石磨盘和石磨棒。由是观之，在当时的农业分工中，男人负责耕作、收割等重体力劳动，女人则从事脱壳等工作。农业的劳作分工加强了性别协作，提高了生产效率。

　　裴李岗文化的家畜饲养业也较为发达。贾湖遗址发现了猪和狗的遗骨，裴李岗遗址发现了牛的遗骨。此外，渔猎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也占有很大比重。贾湖先民不仅能够使用鱼镖，亦开始结网捕鱼。

　　初现的聚落布局。裴李岗文化的先民已过上定居生活，村落初具规模，且规划理念已出现。从唐户、贾湖等遗址中房基门道的朝向来看，这一时期的聚落已出现向心式的特征；有居住和墓葬区的划分，并已出现陶窑、窖穴等与定居有关的经济设施。其中房子大多是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也有一些地面建筑和杆栏式建筑。墓地一般单独成区，与生活区分离，以示生死有别；水泉、裴李岗等遗址墓地排列井然有序，显示出统一、周密的规划设计。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向以西和西南为多，大多数墓葬有随葬品，部分有壁龛。

　　浓厚的祭祀文化。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之外，裴李岗文化先民的精神世界也并不贫乏，贾湖遗址浓郁的祭祀气息就是明证。首先，当时已出现特殊的巫师阶层。在以血亲、姻亲为纽带的原始社会中，拥有一定权力的族长或具备神力的巫师会受到氏族成员的敬畏和爱戴，在他们死后多进行隆重的祭祀，期待灵魂能保佑氏族繁衍、强大。这些氏族长或巫师在社会分工中从事职业的特殊性，使他们逐步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阶层——巫师阶层。其次，当时出现了完备的祭祀道具。在贾湖遗址墓葬的发掘过程中，精致的骨笛经常与内装石子的龟甲以及牛骨叉形器共出，均可视为祭祀道具。贾湖遗址中出土的骨笛应为巫师群体进行巫术仪式的重要道具。龟甲与响石是贾湖墓葬中出土的另一类祭祀道具。裴李岗文化中的象牙雕板、牛骨叉形器、玉器、绿松石、骨珠等均可能具有祭祀道具的属性。再次，贾湖遗址有丰富的祭祀坑。祭祀坑是古代常见的一种祭祀遗存，因位置、形状、埋藏物的不同，性质也不一样。贾湖遗址的祭祀坑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器物祭祀坑，数量较少，但规模较大，结构规整。另一类为动物祭祀坑，数量较多，规模较小。祭祀坑因埋藏器物不同也应有功能差异。最后，还有特有的通神媒介。贾湖遗址出土陶片上附着的沉淀物中含有酒类挥发后产生的酸，残留物的化学成分与现代米酒、葡萄酒相同。可知裴李岗人将稻米发酵后制作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酒，比国外的发现早1000多年。酒的发明和使用，为巫师与神灵的沟通提供了渠道，增加了巫师通神的权威性。

　　神秘的刻划符号。贾湖遗址的龟甲不仅是占筮祭祀的实证，更提供了早期文字的线索。其出土龟甲上有9例刻划符号，或可视为文字肇端。它们有上下左右的对称，有横平竖直的交叉，组成方式和殷墟甲骨文如出一辙，年代却早6000多年。这些契刻与龟甲、响石、骨笛一并，连缀起原始巫术礼仪的侧影与想象。

　　中华文明筑基起源的过程中，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是一个重要的蝶变时期，也是文明发出曙光的阶段。此时，黄河两岸的裴李岗文化先民打磨石器，驯养家畜，开垦田地，开启了新石器时代的纪元。他们居有定所，聚落规划有序；生业发达，农业、畜牧业和渔猎经济多元并重；工艺多样，制陶、制石、制骨等技术先进；更有以乐以卜，刻甲作书。正是在这样漫长的宗教祭祀过程中，文明开始蝶变，村落成了国，符号变作字，巫觋成了首领，卜具定为礼器。

　　裴李岗文化蓄势中原，通衢八方，带动影响了周边文化的演进与发展，使中国广大区域出现了明显的裴李岗化，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7000年左右初步形成了一个文化面貌较为统一的文化圈。其先进的文化因素又被后继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传承、改造，并在广泛吸收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进行交融、损益，最终造就了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的诞生。我们认为，裴李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石，是黄河文明的肇端，孕育了中华文明。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