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是西周初年周成王五年的一件重要器物，不仅记载了成王五年洛邑建成后初迁东都洛邑的重要事件，还追忆了周武王去世前修建东都的遗愿，同时记述了周成王对姬姓宗室小子的训诫之语。

　　何尊铭说：“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是说武王克商后向上天祷告：我大概应该居住在这天下之中的国都，从这里治理天下之民。何尊铭中“宅兹中国”就是说居住在天下之中的都邑——洛邑。为什么要选天下之中建都？《尚书·召诰》引周公之语说：“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这是从上帝鬼神崇拜角度论证了建都天下之中的优势：天下之中建都，便于祭祀皇天上帝、上下鬼神，获得天命保佑，治理民众更易于成功。《史记·周本纪》则说：“（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是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论证建都洛邑的优势。从神权和地理两方面，可充分看到在天下之中洛邑建都的好处，这也说明西周时期“中国”一词指天下之中的都城或国都。

　　到春秋战国时，“中国”从天下之中的国都演变为指代中原一带的诸侯国。《左传》多见把“中国”与“四夷”“蛮夷”“戎”对举的记载，表明“中国”是指中原华夏部族居住地，周边则是蛮夷戎狄的“四夷”。但应该看到，这不完全是血缘种族的划分，而更多是根据地域和文化礼仪方面的划分，因为春秋战国时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和吴越、西方的秦国也都是诸侯大国，却往往被视作蛮夷，被排除在“中国”文化圈之外。《管子·小匡》记齐桓公之语云：“北至孤竹、山戎……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孟子·梁惠王上》记孟子分析齐宣王心理说：“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都说明齐国被认为不在“中国”之列。《战国策·楚策三》记张仪言郑、周之女美而众人以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未尝见中国之女如此其美也。”这说明周、郑为“中国”而楚不属“中国”之列。

　　从许多文献看，春秋战国时一般把中原地区的诸侯国郑、韩、魏、赵等视为“中国”范围，而周边蛮夷戎狄则不被列入“中国”。甚至中原小国也列入“中国”，但南方大国楚、越却被排除在外。不过也应看到，有时不完全按照是否位列中原地区为标准，还与文化礼仪等因素有关。《管子》《孟子》未把齐桓公和齐宣王时的齐国列入“中国”，《战国策·秦策二》却把齐国列入“中国”的五国之内，原因何在？《春秋》僖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杜预注：“杞入春秋称‘侯’，庄二十七年绌称‘伯’，至此用夷礼，贬称‘子’。”可见在严华夷之辨的时代，一国列属“中国”“华夏”（或者单称“华”或“夏”）还是四夷，还要看其是否采用华夏之礼。齐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应该与此有关。

　　秦汉以来我国形成高度中央集权化的统一国家之后，“中国”一词便具有了新的含义，演变成以华夏民族为主、多民族居住的统一国家的专有名词。《史记·天官书》：“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陆生曰：皇帝起丰沛……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汉书·武帝纪》引汉武帝之诏曰：“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汉书·食货志下》云：“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可见秦统一天下以后，便把所占领土地版图并以行政区划进行管理的地域称为“中国”。

　　由上可见，“中国”一词在西周、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有不同的含义和用法。不过，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有使用西周时期表示天下之中国都的“中国”一词用法：如《孟子·万章上》：“（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此“中国”仍指天下之中的国都；《国语·吴语》越大夫种谓：“夫吴之边鄙远者，罢而未至……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韦昭注：“中国，国都。”是说吴国仅仅只能用国都的军队与越国战斗。秦汉以来，仍然使用“中国”表示中原地区的用法更多一些。《史记·孝武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者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此“中国”仍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秦汉以来学者沿用前一个阶段的文献，另一方面则是往往沿用前一个时期古语词的习惯使然。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