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讲话中的阐述以及学术界的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包含了如下一些基本元素：（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解读；（2）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3）以人民为中心；（4）依宪治国；（5）法治与德治相结合；（6）国法与党规相统一；（7）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8）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一体建设；（9）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齐头并进；（10）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1）坚持对古今中外法治文明成果的传承；（12）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
法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内法，另一类是国际法。国内法是各个国家自己的法，由各国自己制定，主要用于处理其国内事务，调整其国内社会关系，当然有时也用于处理涉及本国的涉外事务，特别是运用本国的涉外法律处理涉外事务。一国运用本国法律处理涉外事务就是一国的涉外法治工作。而国际法是由相关国家协商制定的，是相关国家意志协调、折中、妥协的产物，用于处理国际事务，调整国际社会关系。国际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应特别强调的是，二战后，国际法飞速发展，不断演变，已经从传统的国际公法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法体系。国际法体系是相对国内法体系而言的一个法律体系，它已发展成为包含有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国际刑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争端解决法等法律分支的完整体系。
2021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的《民法典》是人权保护的里程碑，推动了中国法治原则的发展。相比过去的立法，新《民法典》以人为本，以人的尊严为中心，弘扬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基础，符合现代需求，如数字革命和生态转型等。新《民法典》是不同法律相互交汇的结果，是外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相互影响，以及中华五千多年文化沉淀的果实。其中，在各种各样的解读模式里，仍然能够明显看出新《民法典》具有罗马法的模式。
研究外国法主要有三个意义：第一是为自己的国家提供立法或解释的参照材料。日本飞鸟时代到明治初期把中国法作为研究中心，而把其成果运用于立法和解释。第二是为了外交、交易或调整家族关系研究外国法。第三是通过法律制度来观察外国的社会文化。日本近代还有特殊的复合性意义，形成殖民地时做过旧惯调查。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奋斗的实践探索及其取得的制度成果，形成了系统性的创新，为世界法治文明提出了中国主张，贡献了中国方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核心指标就是“法治”。
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以主体性，保障其合法权益，但这种保障以服务于人民福祉为限度，国家保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需要为标准，界定保护民事权益范围和方式的权力。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大变局中的文明：中国与世界”，西方国家是世界的一部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交流人权有关看法并采取相关决策的平台。为了促进中西对有关人权问题的了解，中国应该每年用最重要的西方语言发表一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全方面的报告，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列出所有的国别决议和主题决议的名称和所有投票的情况，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投票情况，让对人权理事会不了解的西方人看到，有很多决议中国和西方国家看法一致。这样就可以让西方人意识到，中国和西方有很多共同立场。
法治文明（Civilization of Rule of Law）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重视民主法治建设，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发展人民民主，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文明，进行了不懈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和实际，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汲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借鉴世界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努力建构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催生了“数字化时代”。在此背景下，政府通过对个人和组织的数据采集、处理及应用，不断增强其“数据权力”。这种“数据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深度融合，促成了“数治”。在本质上，数治是政府通过技术赋能而进行的治理手段升级，其内核仍然是公共权力的行使。在法治主义框架中，公共权力的行使应当纳入法律控制系统。无论是从法治逻辑还是法治实践看，数治都需要受到法治的约束。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也是一个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和基础。所以有“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说法。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法依据。因此，把握一个国家宪法制度背后的历史逻辑对于执政党而言至关重要。从世界范围看，每个国家的宪法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在这个国家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不同的历史基因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宪法制度都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即一整套关于宪法的历史叙述。
在应然层面，执法是对法律规范的贯彻落实。但是，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执法会受到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既包括执法场景的空间格局、社会关系、力量对比、执法难度等微观因素，也包括体制约束、民生考量、民众偏好、多元利益等中观因素，还包括政治压力、经济条件、社会背景、法律文化等宏观因素。执法者需要对这些因素做出综合反应和权衡，因此法律在实践效果上与法律文本和立法意图相比一定有所偏离。众多经验研究表明，执法实效受到具体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执法、不同场景的执法中，这些具体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有所不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执法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