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治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外法学》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宪法与行政法、政府规制、数据治理。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催生了“数字化时代”。在此背景下，政府通过对个人和组织的数据采集、处理及应用，不断增强其“数据权力”。这种“数据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深度融合，促成了“数治”。在本质上，数治是政府通过技术赋能而进行的治理手段升级，其内核仍然是公共权力的行使。在法治主义框架中，公共权力的行使应当纳入法律控制系统。无论是从法治逻辑还是法治实践看，数治都需要受到法治的约束。

　　在当代公共治理背景中，数治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为公共安全目的而进行的监控、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目标的信用监管、对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管控所引入的“审慎监管”、预防性监管、疫情防控中广泛采用的“码治理”，都是数治的典型表现形式。这些应用场景也表明，数治实际上是运用数据分析、画像、决策等技术而促进行政权能有效实现的一种新的治理技术。

　　在规范层面，这种新的公共治理技术应当融入法治系统；但在技术层面，数治与法治存在明显的张力。概括而言，这种张力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法治以自然语言为规则表达；数治以代码、算法等人工语言为规则表达。第二，法治强调以事先明确的规则为指引；数治以可得的数据分析和处理为行为指引。第三，法治以公开、参与、可理解的程序规则对行为进行理性化制约；数治以内部的、机器计算作为行为的理据，因而面临“算法黑箱”难题。第四，法治强调对权力主体的“可归责性”；数治则导致权力主体的归责逻辑发生变化。第五，法治强调以法官和司法系统为代表的审查和纠纷解决；数治则依赖专业技术人员对技术性问题的判断评价。数治与法治之间的这些紧张关系，在当下的“数字化法治政府”建设中如何缓解，是一个重大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数字化法治政府是“数治”与“法治”的结合。前者是将信息技术和数据技术作为“政府赋能”的工具，主要关注治理的技术手段和工具价值；后者是对政府的行政权力行使设定的规范和价值框架，目的在于对权力的行使进行约束和理性化规范，因此既是工具系统，也是价值系统。

　　事实上，数治与法治是两个可兼容治理系统。数治主要是一个治理技术系统，而法治则是工具和价值的二元复合系统。但二者也存在技术与价值、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紧张关系。数治对法治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前者对法治系统中的“工具系统”的冲击。作为控制行政权力行使的权责制度、程序参与、理性、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在数治背景中将遭受来自数字化技术的冲击；数治作为治理技术具有“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特性。数治的这些特性容易与法治产生冲突。但数治对法治的冲击，不会也不应该颠覆法治的“价值系统”。在数字化时代，法治系统中对权力运行公开、公正、理性行使，对个体权利保障、对权力的约束等价值，仍然应当得到坚守。这意味着，面对数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应当对法治的工具系统进行相应的“工具改造”，并通过法治系统中的工具改造实现数字化时代的法治价值功能。例如，数治需要数据驱动；相应地，可以通过法治方式对数据的采集、处理、共享、应用、责任、救济等环节进行规范，将其纳入法治框架。类似地，自动化行政决策所面临的算法黑箱、算法可理解性等问题，也可以通过对“算法”的法律规制而加以解决。数治与法治的紧张关系，可以在系统论的“协同演进”（coordinated evolution）路径上得到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应是数治对法治的改写或重构，而应通过法治工具系统与数治技术的协同演进，不断发展和改进“数字化法治系统”。事实上，在数治技术应用广度及深度不断增长的当代社会中，一方面应当坚守法治的价值系统，另一方面也应当拥抱数治技术并相应地改进法治的工具系统。当前，我国法治研究和实践中提出并不断展开的数字法治、数字法学、数字化法治政府等概念，都可以在数治—法治的分析框架中得到规范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