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文艺复兴哲学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领域都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而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哲学家皮柯（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的研究则更为稀少。吴功青教授新近出版的著作《魔化与除魔：皮柯的魔法思想与现代世界的诞生》，弥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作者不是简单地就魔法讨论魔法，而是将皮柯的魔法思想置于古今之变，特别是现代世界图景和现代自然科学之生成的视域下来审视，深入挖掘皮柯乃至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思想如何通过其“操作”的倾向为从前现代的自然哲学向现代自然科学的范式转变提供重要动力。

　　对于一个经受现代理性主义洗礼的当代读者而言，魔法很难被纳入我们就现代科学形成的一般印象之中。一般而言，现代科学主要以数学和实验为基础，以理性推理和论证作为根本构建方式。而魔法在我们的印象中则与巫术、炼金术相同，它们往往诉诸非理性的甚至超自然的手段展开其运作。在现代理性主义及其引发的“除魔”或“祛魅”作用之下，魔法通常被视为迷信而被从我们的日常语言和生活中排除掉了。可是，一旦我们把目光投向前现代世界，尤其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就会看到一幅关于魔法的完全不同的图景。

　　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式和活动形态，严格意义上的魔法并非欧洲人的发明，而是有其东方起源。随着东方宗教因素向西方渗透，尤其是通过古代晚期以新柏拉图主义者为代表的学者把宗教与哲学紧密结合，魔法才逐步在西方文化中有了比较强烈的存在感和实存形态。由于魔法被认为有召唤恶魔的力量，故而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魔法始终受到抑制而难登大雅之堂，更多是在民间和私人生活中流传。但是，在文艺复兴的世界中，魔法却走上了思想的前沿并迎来了其黄金时代，意大利学者保罗·罗西甚至将15—16世纪这一段历史时期称作“魔法的时代”。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宗教背景下，神学被视为一门科学，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魔法也依照相同的方式而成为一门科学。当然，说魔法是一门科学显然不是在现代数理科学的意义上而言的。前现代时期所说的科学（scientia）不仅把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包含于自身之中，甚至包括启示神学在内的一切知识都被包含在广义的科学范围之内。任何一种研究只要有其明确对象，并遵循相应的原则和原理展开探索从而取得相应效果，那么它就有资格被称为学术或科学。

　　虽然魔法尤其是自然魔法不可避免地负载着隐秘内容，但是对魔法的考察和使用却不与理性相违背，更不与自然相矛盾。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大都认为魔法需要以理性和自然哲学探究为前提，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实现魔法对自然力量和神圣力量的沉思与操作。就此而言，魔法与现代科学有着共同的诉求，即要对自然和世界万物进行一种操作。如此构型的魔法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与自然打交道的重要方式。在现代科学探究自然的手段出现之前，魔法为人们应对自然和支配自然提供了直接手段。当然，这种手段之所以为时人广泛接受同他们的自然观念密不可分。当自然观念尚未转变为由纯粹物质构成并完全由机械论法则支配的时候，当人们发觉身处其中的自然似乎充满各种有生力量甚至富有魔幻色彩的时候，魔法的存在及其操作就具有了自身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而且，魔法被视为科学的时代与早期现代科学的奠基和孕育时代完全重合。这种情形引发了人们对二者之间的关联做出诸多探讨。其中，引发最大反响的无疑是英国科学史家耶茨提出的命题，即“文艺复兴魔法提供了一种朝向世界的新态度，一种对于世界的操控，从而为现代科学的诞生提供了准备”。但是，这个论题也引发了激烈争论，其中涉及的关键问题在于：操作或行动主义在现代科学兴起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

　　与古希腊和中世纪科学强调静观或沉思不同，现代科学不再强调科学的沉思维度，反而把实践尤其是操作推向了前台，并以之作为自己的鲜明特征。这里所说的操作倾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科学知识的探求不再简单依靠对事物的观察，而是要通过操作和改变自然事物来认识它们，甚至可以说科学只能认识人自己制造的对象。其次，科学研究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知识上的好奇心，不再为知识而知识；相反，科学的目标在于对实在本身的改造和利用，从而为人类生活谋福利。如果说第二个方面的变革不是全新的，因为自古希腊以来的前现代科学在一定意义上无不以人的幸福生活为旨归，那么第一个方面则应该被视为完全现代的，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发明，这正是通常所说的制造论的知识传统。

　　一提起这种传统，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的“人只能认识自己所创制的民政世界”这个著名论点。可是，如果我们把理论的目光进一步扩大，就会看到，这种制造论的知识传统并非维科等18世纪哲学家的创意，而是早在17世纪就已经为很多思想家持守并成为他们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所依据的原则。例如，弗朗西斯·培根就明确提出，虽然我们必须首先认识自然，然后才能解释和支配自然，但是对于自然的认识不是一种单纯的静观式知识，而是在观察自然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操作和转化使自然的内在性质和法则呈现出来，实验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相较于培根，霍布斯的观点更加激进，他认为既然我们只有通过事物产生的原因才能对之有所认识，那么对以上帝为原因的自然事物，我们只能有非常有限的知识；真正能被我们认识和理解的只能是由我们自己制造的东西，如几何图形、政治体、社会契约等。因此，制造论的知识传统在近代早期就已经被明晰地确立起来并得到具体应用。

　　对于这种制造论的知识传统以及比它范围更广的操作主义之起源，相关研究不是很多，而对文艺复兴时期魔法的研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按照传统上关于魔法的理解，人们或是把它视为一种迷信从而将其完全排除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或是以之为纯粹的沉思而将其置于神秘神学或神智学领域。但是，魔法显然不是单纯的思辨，而是内在地就具有实践和操作的倾向，甚至通过对自然力量和神圣力量的认识而在自然范围之内进行一种现象意义上的制作（但不是奇迹的创造）。因为按照吴功青的看法，在魔法的沉思与操作这两个倾向之间有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即“沉思→操作→沉思→操作……”这种双向互动关系表明，无论是自然魔法对自然奥秘的沉思，还是卡巴拉魔法对上帝和神圣奥秘的沉思，它们在自然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沉思之时必然会导向操作，而操作本身又会将我们引向进一步的沉思，并把操作所引发的结果包含于这种进一步的沉思中，从而为我们深入地探究自然和神圣存在者之奥秘提供推动力。

　　当然，无论是制造论的知识传统，还是现代科学彰显的操作主义倾向，无不与早期现代的实践观念的转变联系在一起。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实践不再局限于伦理和政治的领域，而是将技术、制造和操作涵盖于自身之中。但是，这种转变的源头却不在早期现代世界。早在经院哲学时期，阿奎那就已消除了亚里士多德在实践科学与创制科学之间的严格划分，并将实践和创制融入统一且更加广泛的实践概念之中。文艺复兴学者从一开始就不把沉思作为学术和生活的最高理想，而是表现出一种更加务实的精神和实践取向。文艺复兴学者（尤其是人文主义者）的身份不局限于大学教授，而是各自具有特殊的社会职业，并始终投身于社会和政治的实践。而且，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也远超教会和大学的范围并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例如，对近代数学和绘画产生深远影响的透视学出自画家的画室；航海和军事的需要促使工程设计和技术应用得到极大推进等。所以，实践与技艺的结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探索发挥了推动作用。这是我们在探究早期现代的制造论和操作主义倾向时需要关注的方面，或许它们应当与魔法一同被置于早期现代科学的前史中得到考察。

　　与此同时，无论在研究魔法，还是在探讨魔法与现代科学的操作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都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尽管直至17世纪初期魔法始终在欧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一旦我们将目光转向比培根稍晚的笛卡尔、霍布斯、波义耳、斯宾诺莎等早期现代哲学家和科学家，就会发现魔法几乎在他们的笔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所倡导的以数学为典范的新科学和新哲学，以相似性为核心并把魔法包含于自身之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让位于以分析为核心的“认识型”。与此相关的是，严格的哲学和科学术语体系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颇具神话和魔法风格的叙述方式。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剧烈，甚至相当突然，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追问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当然，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当前的讨论范围而有待于另一部更为专题性的研究来进行解释和说明。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