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史与科学史是当代西方知识史学的重要源头。在《什么是知识史》的开篇，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言简意赅地提出了这一论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都不同程度地探究过知识现象，但在西方史学的知识脉络中，书籍史与科学史同知识史关系最为密切。作为当今学术前沿的知识史是怎样从书籍史和科学史中发展而来，继而开掘出别有洞天的史学意义？厘清其间的线索，有助于思考知识史学的起源与目标。

　　超越书籍史：步入宽广的知识场域

　　在漫长的文明演进历程中，书籍对知识的流通与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对书的赞美古来不绝，但书籍作为历史研究的专门对象，却是相当晚近之事。法国年鉴学派的思想沃土滋养了书籍史之花。《印刷书的诞生》让书籍史在年鉴学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此后，弗朗索瓦·孚雷（Fran?觭ois Furet）等人利用“系列史”方法，对18世纪法国各地书籍的出版信息进行统计，再现了启蒙时代悄然发生的“书籍革命”。

　　年鉴学派早期书籍史研究的最大亮点，就是通过统计书籍买卖信息揭示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这是一种典型的长时段方法。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局限，印刷品只有经由人的阅读并转化为行动，才能产生改变历史的力量。年鉴学派意识到了系列史方法的局限，更多地聚焦书籍与读者的关系，书籍史开始摆脱“书籍中心论”，阅读逐渐居于研究的核心。1986年，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说：“阅读是一种涉及特殊关系的活动——一方面是读者，另一方面是文本。尽管存在着具体历史语境中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都直面一个核心问题：不断变化的读者群是如何诠释不断变化的文本的？”这说明，阅读史不仅关注书籍，更聚焦读书的人，因此可以看作是传统书籍史的“外史”。这种探索，实际上已经通向更宽广的知识史学。

　　书籍史向阅读史的转变，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新史学到新文化史的兴替潮流中，展现出从物的历史研究，转向考察历史中的人的表现，挖掘人所赋予事物的文化意义。书籍不再是泛黄的文字和冰冷的数字。阅读史让书籍研究活了起来，对书籍历史的解释抵达了新的景深，同时也预示着更多的研究可能。

　　古往今来，人类精神活动呈现出万千气象。人们阅读的书籍不仅仅是一种媒介，针对书籍的阅读行为同样是人类接受和输出智识的一种实践。对于书籍之外的文化生产与智慧传播，阅读史难以企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伯克开始写作《知识社会史》。此后十余年间，知识史学蓬勃发展，迅速成为德语、法语和英语世界的检索热词，展现出“二十一世纪之学”的新风貌。

　　历史上的书籍是知识社会史的重要考察对象，但远非全部。在伯克看来，书籍只是知识的载体之一，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非文本和非概念化知识”。例如，在18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里，西欧大量保留着口头交流的习惯。人们通过地图等图文资料、私人藏品和陈列室中的实物标本了解外部世界。在识字率不高的传统社会，阅读书籍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书籍之外尽是文化的荒漠。各种具有专业技能和经验的人贡献了建造、烹饪、编织、耕作等“非言语实践知识”。这种“多元知识论”刷新了学界对于人类精神活动成果的认识，史学界开始重视早期文明中的口头文化和印刷术盛行之前的各地书写文化对于知识传播的作用。知识范畴的拓展同时延伸了传统书籍史研究的常规断代下限：在印刷书盛行的时代之后，作为工业革命产物的广播、电视以及更新的互联网、融媒体等数字媒介进入了知识史的视野，直通数字人文的现时境遇。

　　短短20年间，在知识史学的研究图景中，在更具吸附力和包容性的概念框架中，各种知识载体与媒介的历史意义不断被发现。知识的物化特征（materiality）与知识的媒介性（mediality）成为知识史学的关键词。各种物化媒介构成了支撑特定社会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知识场域”，知识的生产者、监管者、传播者和各个阶层的受众，在媒介构成的知识链条中展现出各种互动，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群体心理提供了新视角。文化成了包罗万象的“大书”，通过实践形成的对社会的“阅读理解”成为新的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对象，知识史学由此开拓了总体考察人类精神活动形态演进的新方向。

　　突破科学史：再现复数的知识景观

　　知识是什么？如何界定知识？这是知识史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在知识史学的酝酿阶段，热衷于西方现代知识革命的史学家曾一度视科学为“典范知识”。作为“历史的有力杠杆”，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领域的运用前所未有地解放了生产力，进而广泛而深刻地形塑了现代世界面貌。然而，知识包括但不限于科学。如果按照知识史的重要方法，让历史知识研究“历史化”，将“科学”置于其产生、发展和合法性确立的19世纪历史语境中来考察，便不难发现，秉持特定主张的“科学”只是被发明出来的一种知识类型，作为后起之秀的“科学史”只是人类知识漫长演变历程中的一个片段。以“科学”为标准衡量19世纪之前各区域文明创造的知识成果，实为以今度古的“时代错置”。

　　科学主义知识观还潜藏着西方中心论。早在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就将“西方知识”的进展作为人类精神进步的样板。科学曾被广泛地认为是现代西方的伟大发明。作为理性、实证、规律与有用的代名词，科学被宣传为具有道义优势的普遍真理，成为判别“其他知识”合法性的铁律。西方科学知识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被描绘成真理征服世界的必胜历程。这种偏狭的知识观在20世纪下半叶遭遇文化多元主义的质疑。福柯的知识考古解构了“科学主义真理”的霸权地位，揭示了制造知识权威背后的权力谱系。库恩的范式理论重新解释了科学进化中的非科学力量。“现代西方科学兴起”的目的论叙事，逐渐让位于具有全球比较视野的历史主义知识叙事模式。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与清理，逐渐拓展了科学史的研究视野，一部分科学史学者由此转向对历史上以不同形态出现过的“复数知识”的发掘与评估。2020年创刊的《知识史杂志》中首篇文章的标题，就叫作“超越单数知识”。

　　在拆除了科学/非科学的固化标准之后，历史上人们所创造的精神成果在知识史的视野中异彩纷呈，知识展露出多元面孔。除了西方知识和西方世界以外的知识，依照不同的划分标准，还包括信仰知识与技术知识、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精英知识与民间知识、群体知识与个体知识、被推崇的知识与被压抑的知识、被列为经典的知识和业已消失的知识、分科的知识与跨学科的知识、表现性知识与默会知识……甚至还可以联想到已知的与未知的、可知的与不可知的、理解的与误解的、可译的与不可译的，等等。

　　重新分类后显现的知识类型，更接近历史上各种知识的实存状态，但类型学只是一种方法。扎根于社会、群体与生命个体意识中的知识，常常是我们后天所划分的各种类型知识的混杂，且总在流动和分化组合之中，远非静态和单一的存在。生活于16世纪意大利偏远小镇的磨坊主也会思考宇宙，他将教会信条、异端之说、民间传奇、街谈巷议以及书本与小册子中的外界信息，根据理解与想象，加工成了自己头脑中的宇宙知识。卡洛·金茨堡提供的案例说明，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常常好似“奶酪与蛆虫”的混合物，知识的受众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建构知识。知识的本质是流通，在流通中不断伴生着“标准知识”的亚型变种，从而刺激着人们不断拓展对陌生世界的探索与认识。

　　当然，多元和流动的知识观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最大的困境就是，在破除了惯常使用的科学与真理标准之后，应当如何重新界定知识。但知识史学家大多不太急于给出答案。在他们看来，知识界定的过程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探索，或者说，比明确界定知识更重要的是确立解释历史上知识现象的基本原则。目前，知识史家普遍赞同历史化地考察不同时代、地域与群体是如何认识“知识”的，从而将界定知识的任务转化为对知识历史的语境化和谱系化理解。带来的结果就是不再为知识强行加装外壳，而是直接面向往昔的精神生活本体，研究“历史上人们各自认为是‘知识’（或具有‘知识’特征）的那些东西”。这不仅是知识概念界定的破局，更具有知识史方法论突破的意义。

　　通往总体史：知识史的未来远景

　　面对迅速成长的知识史，伯克在2020年时曾预想过它的未来：一种是仿效过去两个世纪以来那些成功取得独立地位的学科，拥有自己的研究中心、期刊、学会组织和大学院系的科研与教学阵地，就像科学史家们曾经所做的那样；另一种更可能的出路，就是像文化史那样，作为方法与视角，运用到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等其他领域研究的实践当中，最终为总体史目标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

　　无论怎样评说与预测，知识史学的探索已经起航。自新史学运动以来，历史学家不断拓展自己的园地，将研究兴趣延伸到修昔底德开创的政治军事史之外。按照万物皆可撰史的原则，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入史成传的权利，作为人类文化生产实践的知识生产，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对于现代史学孜孜以求的总体史事业而言，每一个新兴的领域都必须面对批判性审查，经历知识潮流本身的长时段复选与沉淀，在证明自身的知识价值以及社会意义之后，方能最终写入史学史。否则，所谓新领域的开拓，或许只是陈旧知识产品的包装和换名，徒增意义乏味的信息泡沫。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都通往总体史，即对往昔人类社会的系统解释与历史运动规律的宏观把握。当旧有的观察历史和书写历史的方式不能满足新的时代需求时，人们自然会探索新的历史解释框架与叙事模式，这就是不断改写、扩写和重写历史的原因。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人类的精神与智慧创造活动不断发生重大变革，新兴国家希求突破英语知识的岛链封锁，创造独立的知识话语体系，在世界知识舞台中传达自己的声音。知识史的探索因此具有现时意义，它为再现多元互鉴的人类知识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与镜鉴我们现时代的知识生活，提供了与时俱进的观察工具和思考路径。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期，知识史会在通往总体史的过程中以牺牲自我的方式融入新的知识矩阵当中，但它为认识人类精神生活总体面貌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会铭刻于史学知识史中。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