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言，知识可能和人类一样古老。知识是“人们在实践中所获得的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本身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但知识史却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有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学术传统。西方知识史研究发端于1924年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提出的“知识社会学”，经过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彼得·伯克（Peter Burke）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发展，日臻成熟，这一系代表着知识史的德国传统。而法国传统则受到涂尔干（?魪mile Durkheim）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更是影响深远。英美知识史传统则始于自然科学史研究，与科学史关系密切，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引发颠覆性思想革命，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甚至是世界的认知。

　　国内对知识史的关注和引介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朱孝远注意到西方现代史学流派中历史学与文学、哲学结合而产生的知识历史，又称意识形态史或思潮史，研究时代思潮的演进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近年来，知识史成为历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前沿领域，不再局限于对知识史本身的关注，更多的是知识史视野下丰富多彩的跨学科、多议题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具有了知识史的理论自觉和取向，将知识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路径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

　　什么是知识史

　　正如伯克在《什么是知识史》的开篇所言：“着眼当下，如果说‘知识史’还不存在的话，那么就很有必要将它发明出来。”可见，若将知识史视为历史学一个新兴分支，它确实非常年轻。伯克在该书中阐释了知识史的相关概念、研究范畴、存在的问题和研究前景。他给出了一整套基本概念，包括权威、垄断、好奇心、学科、创新、知识分子、博学家、跨学科性、知识管理、无知机制、思维方式、被压制的知识、默会知识等，同时将知识从获取到使用的过程分为收集、分析、传播和应用四个阶段。

　　这些当然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有时也不免令人感觉有些不得要领。这些概念群或术语固然和知识史关系密切，但伯克并没有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地为知识史下一个定义，因此难免有读者认为他在叙述上有些“兜圈子”。究竟什么是知识史呢？其概念的模糊性可能正是其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的特点之一，可以说知识史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的学科体系，甚至研究的边界与范围、目标和意义、路径与方法也未有定论，伯克也承认知识史还只是一门“次学科”。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人对知识史的不断关注和研究的推进，其基本取向和追求日益明确。余新忠指出：“知识史不仅关注介于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之间的知识的渊源、演进脉络，同时也注重探究知识的生产过程和建构、流传机制，考察知识的社会情境性，以及省思知识对社会文化的型塑作用，并通过将当今习以为常或视为经典的知识过程化，来重新认识思考这些知识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知识史的关注面比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哲学史、科学史都要宽广，扩展至几乎一切人类知识的形成、传播、影响和应用。柏拉图曾提出知识的“三准则”：“被证实的”（justified）、“真的”（true）和“被相信的”（believed）。显然，知识史视域中的“知识”远远超越了“三准则”。可以说，知识史的研究领域极广泛，且是动态的，注重过程分析。

　　德国学者西蒙·莱希格（Simone L?覿ssig）把知识史定义为：“将‘知识’视为一种现象的社会文化史，它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用知识作为透镜来以全新的角度对我们熟悉的历史发展和历史材料进行审视。”在他看来，“知识”成了一种“透镜”，知识史被融解于历史或曰历史研究中，强调的是知识史作为历史分析的工具，也就对应着作为方法的知识史。因此，作为方法的知识史本身具有规定性特质，成为定义“什么是知识史”的要素。知识史的双重面向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知识史本身和作为方法的知识史。

　　作为方法的知识史

　　知识史视野下的研究近年来在国内日趋普遍，不仅吸引了历史学者的关注，在文学、翻译学、社会学、地理学等领域也有不少学者借助知识史视角进行研究，不过知识史的应用最主要还是在历史学领域。除了众所周知的书籍史和科学史，知识史在思想史、医疗史、社会文化史、概念史领域应用颇广。如葛兆光从知识史的角度书写中古佛道思想史和对西洋天学知识进入中国的历史考察、余新忠提出以知识史融通医疗史研究的“内史”和“外史”、仲伟民以知识史视角评价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等，都是有意识且明确提出了知识史的研究路径和治学取向。桑兵以科学、美术、地方、少数民族、学科建设等为例追溯近代中国的知识和制度转型，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知识史的宣言和方法，实际上却是国内较早从知识史视角进行概念史和制度史研究的学者。

　　除了上述领域，近年来作为方法的知识史有与其他新兴史学潮流结合的趋势，如全球史、性别史等。“知识全球史”关注地方性知识如何跨越自然和文明的边界而转化为全球性知识，在知识的生产、传播、转化、应用中，全球史最关注的是其中间环节，即“知识的流通”。在性别史研究中，有学者开始关注不同代际、学科的研究者本身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并试图建立知识谱系，反思研究者自身的知识背景，以推进性别史研究。可以说，知识史本身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作为方法的知识史与其他新兴史学潮流的融合、碰撞，不仅为知识史本身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同时也推动了其他新兴史学流派的发展，甚至可能催生新的研究领域和热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史在敦煌学研究中的应用。近来已有学者做出尝试，试图打破以传统文献学方法对敦煌类书进行编纂、整理的路径，借用知识史视角分析敦煌类书中蕴含的一个时代各层次知识的内容、累积、选择与被选择、描述与被描述，关注知识的纵向生长。其实，拓展一下，完全可以期待知识史在简帛学、碑刻学中的应用，而这些领域的推进又对历史学、考古学甚至历史理论的发展意义重大。

　　知识史和思想史

　　知识史和思想史既关系密切，又有所区别。以思想史为例，探讨作为方法的知识史或许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作为方法的知识史可以为思想史贡献什么呢？又可以从思想史中得到什么滋养呢？葛兆光是国内较早探索知识史和思想史融合并取得亮眼成果的学者。在《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一文中，他注意到知识和思想之间的“帷幕”，也就是界限，并批评了思想的“傲慢”，有意无意遮掩自己的知识背景，造成思想史和知识史的分离。他自述关于思想和知识的思考受到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启发，其中有数量相当大的数术方技资料，而这些并不在思想史的研究视域中。在《知识史与思想史——思想史的写法之二》一文中，他写道：“正是这种知识的背景，在支持着思想史的谲诡的风云变幻，使思想史上的种种奇异的、怪诞的思想具有可理解的背景与土壤，思想脱离知识系统的支持，将失去语境。”这说的是知识史可以作为思想史的背景，为其提供历史语境。此外，他明确提到将知识置于“思想史的起源处”去考察。这说的是思想早期脱胎于知识，知识史可以为思想史的“考镜源流”有所贡献。这两点回答了知识史对思想史有何贡献。

　　葛兆光更关注知识史对思想史的贡献，知识史是作为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而呈现的。除了他提到的这两点，还可以补充一点，即知识史对思想史的纠蔽。思想史关注的多是经典的、思想文化上的“高峰”，而知识史视角使原来不在思想史视域的底层的、边缘的、被摒弃的、被遮蔽的、被压制的各种知识得以重新显现。

　　知识史可以从思想史中得到什么滋养呢？笔者认为或许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知识史和思想史可以互为背景，思想史也可以为知识史提供思想背景。第二，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从思想的生成、流变可窥见一般知识的生成、传播机制。第三，思想史不仅有求真的追求，也有确立价值的渴望，而目前知识史似乎对价值问题悬而不论，但价值问题是知识体系中绕不开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可能的前景和局限

　　知识史研究方兴未艾。远的不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发展前景值得期待。知识史有其独特的迷人之处和优势。首先，知识象征着智慧，人类对知识的追求像对美的追求一样自然而古老。从“知识论”到“知识社会学”再到“知识史”，对“知识”的探索经历了从哲学到社会学再到史学的发展轨迹，而科学、技艺、信仰也是知识史的研究范畴。可以说，知识史无所不包，融汇精神和物质，贯通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宗教。因此，作为方法的知识史，可能延展的领域广袤无边。

　　其次，知识史研究“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可微可著”。这是知识史神奇而迷人的特质。潘晟曾有一个颇有见地的判断，“从知识史出发，重新审视社会变迁（包括社会形态），将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领域”。知识史可以在长时段的宏观历史研究（如关注文明进程和转型的文明史）中大有作为，破除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弊端。同时，知识史在微观史研究领域同样得心应手，它能够从具体处切入历史的幽暗深微处，触碰个人心灵或集体潜意识，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已经用他的《奶酪与蛆虫》为我们展现了这种可能。

　　但是，必须看到知识史也存在显著的局限。目前国内的知识史研究呈现出双重悖论。一是知识史本身研究的“冷”“弱”和作为方法的知识史的“热”“盛”。国内学界对知识史本身的关注和研究，相较于把知识史作为研究路径的流行还比较薄弱。二是知识史的“专精”和作为方法的知识史的“广博”。知识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如同任何一个学科一样，必须有其边界、范畴、方法和范式，讲究的是专业、精深；而作为方法和视角的知识史却可以“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既“广”且“博”。换句话说，作为学科的知识史和作为方法的知识史，二者在性质和要求上有张力。知识史的两重性既是它的迷人之处，也可能是其发展的瓶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